5月14日

D 4







时间过得真快，都已经第四天了。



今天天气有些阴沉，还有风，傍晚下了小雨。幸亏带了件长袖的衣服。：）



这几天慰问的电话不断。大家企盼我重出江湖、继续过想吃啥吃啥的生活。：D



电视上看到山东的“第二例”正在治疗。希望他也早日康复。当然还有和我们同飞机的“首例”包某某。希望大家都没事。



昨天夜里听到救护车的声音，早上问服务员：是有人被拉走，还是有人被拉来？

服务员说：没有人新被拉来。

那就是又有人被拉走了。可能也是因为发热。：（

我们旁边是地坛医院，SARS的根据地。不知是否被拉到那里。


今天还是挺忙的。主要是因为可以上网，就被要求继续工作，权当SOHO。工作的事情还挺多，网络和电话沟通。



有的公司提倡在家办公，估计也就是这样了吧~



也因为此，错过了跳大绳的节目。真是遗憾。喜欢那些淳朴的服务员：）





一直工作。上午自觉有些烦躁。



突然发现昨天果盘里的水果还没吃，灵机一动，于是开始Juggling。



先用橙子香瓜和猕猴桃。



大小不一。比较难弄。早知道昨天那个橙子就不吃了。只好明天再攒一个：P

















房间里唯一有三个一样的东西就是可乐了。











终于可以温习以前喜欢的活动~ 结果终于因为长期没有练习，很快一听可乐就重重打在我头上……

我倒在床上晕头转向地想：估计这次隔离唯一一个出现“硬伤”的就是我了……





这几天陪伴我的还有读书。居然在书里发现那天乘坐的航班的登机牌！

3U8882.多么难忘的数字……


记得当时得知飞机是川航的时候，还问人家：“飞机上是不是供应麻辣烫？”



结果当然只是普通的正餐，让我遗憾良久。



那趟飞行现在回忆起来稀松平常，和每次没什么太大区别。唯一印象深的就是非常颠簸。一遇到气流就上下左右地晃，连我这种喜欢极限运动的都觉得晕……



那个“首例”没准儿也是在这种摇晃中败下阵来，把多日积累的病毒一并激活。然后缴械……






说到这儿，想起来，很多人责备“首例”和“第二例”在国外亲密接触了确诊人群后还回到中国。其实我觉得，很可以理解。



可能身染不知名疾病，如有一线希望，也要回到祖国来。因为这里是家。



就像我们同被隔离的人（也是和我们同一航班），说他其实在成都的时候就已得知这个消息。但他家在北京，于是在一宿未眠之后，不惜上演警匪大片，在消息发布之前冲到机场登上第一班飞机回到北京。



隔离也要在北京、在家被隔离——这是他的信念。也许也是“首例”和“第二例”的想法。有人责备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感，但我猜是人的本能让他们做出如此举动。



也许，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有可能会和他们一样选择。




傍晚下雨了。服务员送来了《“释放通知”》，让我们选择返城时间，安排车辆。我毫不犹豫填上早上7点30！ 肯德基……


本来想多拍一些大家活动的照片，但和我们同被隔离的大婶让我们删掉。还是尊重他们的意思不要曝光吧。



看到我捧着《China Daily》报纸的照片，他们的记者找到我，提醒我给大家推荐口罩~

他说：“要戴就戴N95。” （听起来像Nokia手机）


口罩型号是3M 8000，Particle Respirator Noish N95，据说是SARS时候专用的。疾控中心的人也都是戴这种，据说还是挺管用的。：）

5月12日 隔离第二天
D2 今天阳光很好。

早上又有医生来调查。胖胖的，像电影演员马德华哈哈~

他戴着白色帽子绿色口罩在屋里显得呼吸困难，脸憋得通红；说话慢条斯理，可爱至极。

他温柔腼腆地把我又从头到尾审了一个遍，复述从上飞机开始的48个小时。

我问：“和我在四川成都接触的人也要被隔离吗？”

他慢悠悠地说：“那不用。”

我继续：“这是个流感吧，死亡率很低吧，为什么要定为‘乙类’呢？”

他微笑着答：“是。这您不用担心。这病主要是传播速度快。咱国家，要把有危险的人立刻聚集在一起，防止扩散！”

说着把胖胖的戴着胶皮手套的手挥了挥，表示都“抓”起来了。

我仍在关心是否所有人都已落网，他说：“嗯！基本上都‘进来了’。”

我问，这酒店都快住满了吧？

他答：是啊，就快住满了。咱北京，目前为止，就这一个点儿。

我再次确认：要隔离多久？

他答：7天。

临走，他诚恳地说：“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都尽量满足！”

想吃肯德基。

当然，没敢说。我是多么给政府省心的人。

这是平时查体温的医生。每天查两次。他手里拿的是电子体温计，往喉部照1秒就能立即出数。

送走他，我到院子里面转转。其实没啥可转的，只有酒店大堂门口的一小块空地。

突然发现酒店有室内和室外游泳池，欣喜若狂。想起来“马德华”医生说的“尽~管~提！”倍受鼓舞、更加兴奋，疾步走到大堂。

北京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有几位领导样子的人，一直在大堂值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组织”。我欢蹦乱跳地问：“能游泳吗？？”问完才想起来连泳衣都没带。

“组织”一愣，斩钉截铁地说：“您还是别游了！这——您要是着凉了、体温升高了，怎么办？！”

“哦。”我垂头丧气。“组织”说的也对啊，我可不想被带到旁边的地坛医院去。地坛医院就在我们这家酒店旁边，是国家一级传染病医院，当年SARS疑似的人都在此治疗。


大堂里，碰见很多老外，他们也是NW029上的幸运儿。聊了会儿天，据说有40个美国人，3个日本人还有1个韩国人。他们是到北京来旅游和工作的。碰上此事，他们也觉得很“幸运”哈哈。虽然他们说可以relax，但毕竟缺少了喜欢的冰啤酒和摇滚乐。
回到房间，刚准备看会儿书，楼道里热闹起来。

我戴好口罩打开房门。

原来是服务员在吵吵嚷嚷地发鲜花。每个房间一个花篮。那些服务员看来有些手忙脚乱，可能因为一下子来的“被隔离人员”太多吧。

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又来侵袭。接过鲜花，还在欣赏，楼道里又热闹起来。

我再次戴好口罩打开房门。

原来是服务员在发水果。我接过来，有橙子和火龙果。看样子，只能看不能吃。

之后的混乱持续了很久，挨个房间更换塑料垃圾桶、一次性纸杯、清理垃圾、矿泉水、可乐雪碧……每次分发都有人提出不同的需求：垃圾桶要粉色的不要蓝色的、要玻璃杯不要纸杯、要可乐不要雪碧……服务员主管大声而周到地尽量满足，同时嘱咐大家凑合着过吧。

发到电扇的时候，我抗议了：发电扇？！我的房间都快冷死了。能发个暖风扇么？

大声而周到的服务员主管冲过来，说：这个，是配的。您不用，以后还有人用呢！请您配合我们工作！

“以后还有人用”……

渐渐的，房间里几乎所有的消耗品东西都换成了新配的。一开始和酒店服务员聊天时候，她说从5月2日起他们就开始接待“被隔离人员”了。也许那时候也有些疑似的吧。

“后来那些人都没什么事，住满7天，就都回家了。”服务员轻松地说。

傍晚时候又去散步。看见有人踢毽子，有人自带高尔夫球杆练球，还有人跑步。挺好挺好~

大堂里有人哗啦啦地洗扑克牌。想起来，昨天下午有人在楼道里扯着脖子喊：斗地主喽——！

晚饭过后，有人来“采样”。三个穿“太空服”的人。敲门说：我们是北京市疾控中心的，请您配合“采样”。

他们三人拿了很多东西，表格、采样的工具箱、试管、貌似旅行冰箱一样的盒子、特殊垃圾袋，三个人几乎拿不了，加之穿上从头到脚无一处透气的“太空服”，他们显得行动不便。

我盯着伸过来的一根长长的棉签，问这是什么？
他们回答：这是采样棍。请您把嘴张开。抬头~。说“啊——”
我说：“啊——”
棉签伸进我喉部，轻轻刮了一下。凉凉的。

然后他们出奇利落地把棉签放入试管，还掰掉了棉签的上半部。听见硬塑料断裂的声音。



感叹科学的发达。哈哈：）



我问：“是每天都测吗？”因为刚才听见楼道里其他人被测的时候，传来类似被卡住了的咳嗽声。
他们问：“您昨天进来的时候被‘采’了么？”
我说：“没有。今天是第一次。”
他们说：“那行。就‘采’一次。明天我们就不‘采’您了。”
说完他也笑了。

5月12日 隔离第二天
D2 今天阳光很好。

早上又有医生来调查。胖胖的，像电影演员马德华哈哈~

他戴着白色帽子绿色口罩在屋里显得呼吸困难，脸憋得通红；说话慢条斯理，可爱至极。

他温柔腼腆地把我又从头到尾审了一个遍，复述从上飞机开始的48个小时。

我问：“和我在四川成都接触的人也要被隔离吗？”

他慢悠悠地说：“那不用。”

我继续：“这是个流感吧，死亡率很低吧，为什么要定为‘乙类’呢？”

他微笑着答：“是。这您不用担心。这病主要是传播速度快。咱国家，要把有危险的人立刻聚集在一起，防止扩散！”

说着把胖胖的戴着胶皮手套的手挥了挥，表示都“抓”起来了。

我仍在关心是否所有人都已落网，他说：“嗯！基本上都‘进来了’。”

我问，这酒店都快住满了吧？

他答：是啊，就快住满了。咱北京，目前为止，就这一个点儿。

我再次确认：要隔离多久？

他答：7天。

临走，他诚恳地说：“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都尽量满足！”

想吃肯德基。

当然，没敢说。我是多么给政府省心的人。

这是平时查体温的医生。每天查两次。他手里拿的是电子体温计，往喉部照1秒就能立即出数。

送走他，我到院子里面转转。其实没啥可转的，只有酒店大堂门口的一小块空地。

突然发现酒店有室内和室外游泳池，欣喜若狂。想起来“马德华”医生说的“尽~管~提！”倍受鼓舞、更加兴奋，疾步走到大堂。

北京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有几位领导样子的人，一直在大堂值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组织”。我欢蹦乱跳地问：“能游泳吗？？”问完才想起来连泳衣都没带。

“组织”一愣，斩钉截铁地说：“您还是别游了！这——您要是着凉了、体温升高了，怎么办？！”

“哦。”我垂头丧气。“组织”说的也对啊，我可不想被带到旁边的地坛医院去。地坛医院就在我们这家酒店旁边，是国家一级传染病医院，当年SARS疑似的人都在此治疗。


大堂里，碰见很多老外，他们也是NW029上的幸运儿。聊了会儿天，据说有40个美国人，3个日本人还有1个韩国人。他们是到北京来旅游和工作的。碰上此事，他们也觉得很“幸运”哈哈。虽然他们说可以relax，但毕竟缺少了喜欢的冰啤酒和摇滚乐。
回到房间，刚准备看会儿书，楼道里热闹起来。

我戴好口罩打开房门。

原来是服务员在吵吵嚷嚷地发鲜花。每个房间一个花篮。那些服务员看来有些手忙脚乱，可能因为一下子来的“被隔离人员”太多吧。

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又来侵袭。接过鲜花，还在欣赏，楼道里又热闹起来。

我再次戴好口罩打开房门。

原来是服务员在发水果。我接过来，有橙子和火龙果。看样子，只能看不能吃。

之后的混乱持续了很久，挨个房间更换塑料垃圾桶、一次性纸杯、清理垃圾、矿泉水、可乐雪碧……每次分发都有人提出不同的需求：垃圾桶要粉色的不要蓝色的、要玻璃杯不要纸杯、要可乐不要雪碧……服务员主管大声而周到地尽量满足，同时嘱咐大家凑合着过吧。

发到电扇的时候，我抗议了：发电扇？！我的房间都快冷死了。能发个暖风扇么？

大声而周到的服务员主管冲过来，说：这个，是配的。您不用，以后还有人用呢！请您配合我们工作！

“以后还有人用”……

渐渐的，房间里几乎所有的消耗品东西都换成了新配的。一开始和酒店服务员聊天时候，她说从5月2日起他们就开始接待“被隔离人员”了。也许那时候也有些疑似的吧。

“后来那些人都没什么事，住满7天，就都回家了。”服务员轻松地说。

傍晚时候又去散步。看见有人踢毽子，有人自带高尔夫球杆练球，还有人跑步。挺好挺好~

大堂里有人哗啦啦地洗扑克牌。想起来，昨天下午有人在楼道里扯着脖子喊：斗地主喽——！

晚饭过后，有人来“采样”。三个穿“太空服”的人。敲门说：我们是北京市疾控中心的，请您配合“采样”。

他们三人拿了很多东西，表格、采样的工具箱、试管、貌似旅行冰箱一样的盒子、特殊垃圾袋，三个人几乎拿不了，加之穿上从头到脚无一处透气的“太空服”，他们显得行动不便。

我盯着伸过来的一根长长的棉签，问这是什么？
他们回答：这是采样棍。请您把嘴张开。抬头~。说“啊——”
我说：“啊——”
棉签伸进我喉部，轻轻刮了一下。凉凉的。

然后他们出奇利落地把棉签放入试管，还掰掉了棉签的上半部。听见硬塑料断裂的声音。



感叹科学的发达。哈哈：）



我问：“是每天都测吗？”因为刚才听见楼道里其他人被测的时候，传来类似被卡住了的咳嗽声。
他们问：“您昨天进来的时候被‘采’了么？”
我说：“没有。今天是第一次。”
他们说：“那行。就‘采’一次。明天我们就不‘采’您了。”
说完他也笑了。

5月11日

Day 1



2009年5月11日，世界各国依然在新闻头条报道猪流感的病例数量，电视上满是带着口罩和橡皮手套的各国人民；中国终于在爆发半个月之际，向世界宣布确认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蔓延到中国大陆。



这天，也是我被隔离的第一天。



早上5点20，仍在家中熟睡，电话响了：“我是派出所，核实一下您的身份证信息。是110102***吗？”我以为是例行检查，没多想，说：“对”。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打过来，还是那个人，问：“您现在在哪儿？”我警觉起来，问有什么事。



那人态度挺好，继续问：“您是5月9日乘坐了飞机去成都吗？航班号是3U8882？”

我想，用身份证登机，人家是派出所的，肯定知道得门儿清，承认道：“是的。”

他于是解释说：“您乘坐的那班航班上有一名乘客被确认为甲型H1N1疑似病例。”他故意强调了“疑似”。（估计那时候还没确诊，只是确认疑似）

我一下子反应过来，问：“是要隔离吗？”

他说：是不是要隔离，要先让卫生部门的人看过我的情况再说；过一会儿公安部的人和卫生部的人就会联系我。



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发呆。本能的反应是：关掉手机，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正常去上班，革命工作需要我……



后来手机不断响起来，都是陌生的号码。看着不断闪现的屏幕，我想，在逃多年的罪犯都能被抓获，更不用说一个小小的我了……



接起来，电话那头说：我们是西城疾病控制中心的，“西城疾控”，您的位置在哪里？

我报了住址。还心存一线侥幸心理地问：我能不被集中隔离吗？自我隔离行吗——就是自己把自己关屋里、保证不到处乱跑？我身体可好了SARS我都没隔离过……结果人家语气委婉但态度坚决地说：要让我们先看到你的情况。



20分钟后，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我家楼下。这宝贵的20分钟里，我迅速上网，核实刚才给我打电话的那些号码分别属于：派出所、西城疾控和公安部，证明这不是一场新的骗局。二是看到雅虎头条新闻，一男子在成都被确诊，航班号是3U8882，那个颠沛不断的川航小飞机……


纵然如此，我还是冷静下来，按照每天上班的程序，洗漱、换衣服、准备电脑……期望他们看到精神矍铄的我，会认为我足够健康、不用隔离，毕竟我距离那个疑似病例包某某下飞机已经将近两天、已然飞回北京了……


后来证明，我不得不禁佩服“疾控”的人，他们不温不火地让本来非常有抵触心理的我，终于放松下来。



“疾控”三人两女一男，都很年轻，每个人都带了口罩，立体的，他们介绍说这种口罩比普通的口罩更有密闭性，带上它就不用担心和我对话了。之后他们就把我从登上那次航班之后的所有情况，从座位排、接触的人、住的地方、到过的场所，密密问了一个遍。听起来像温柔的审问。

学法律的我偷偷地想，也许“疾控”问问题的角度和警察是不一样的，警察探寻事件的真实合理性，而“疾控”关心的只是直接接触还是间接接触、是否需要隔离。


“审问”之后，“疾控”向我宣布，我是144名乘客中的一员，任何“非分之想”都是不可能的，把我拉到隔离地点的120急救车已在路上。他们简单地说：“您收拾一下东西。7天。”

我还不甘休，问：“都能‘抓’到吗？要是‘抓’不到的怎么办呢？”

“疾控”：“最终都能‘抓’到。”

我：“那老外呢？”

“疾控”：“老外去宾馆‘抓’。”

我：“那多耽误人家老外的行程呀！”

“疾控”：“老外一般很配合。”

我是一个病毒载体，无论是否活蹦乱跳。


后来又和他们聊，他们说是前一天晚上23点接到的通知，所有“疾控”中心的人都不能回家（回了家的也给叫回来），通过警方和其他渠道连夜找到这144名乘客的位置，找到一个，就出发三人，把此人隔离；再定位一个，就再出发三名……把我找到之后，还有下一个目标……


120急救车的人等在我家胡同口，一个司机和一名医生全副武装，从头到脚都是白色的防护服，和当年SARS时候的装备一模一样。


路上堵车，司机开了警报，滴——嘟滴——嘟，让我想起来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说车的声音和人的声音是类似的，救护车开起来就是“唉——哟唉——哟”


警报声响起，所有路上行驶的其他车辆都使劲看我们，尤其是看到前面两名身着“太空服”的人员，觉得一定是什么重大事件，纷纷减速往车窗里探看。因为是空气传染的缘故吧，医生不让关窗，我就大敞着窗户，任路人检阅。笑容灿烂。：）


在车上以及后来的短短2个小时内，我分别接到了几个电话，分别来自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疾控中心、住所的派出所（他们已经动用了周围的邻居给我打电话）、订机票

我眼中的九华，可能和别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