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冯骥才先生写的《人类的敦煌》，感觉敦煌的历史内容何其丰富，不愧为是人类艺术史和文化史上一颗瑰丽的珠宝，尽管曾经被茫茫大漠封存了千年，但依旧难掩它那耀眼夺目的光彩。我虽不是佛教徒，却也被敦煌深深吸引。06年夏天的那次造访，由于缺乏对敦煌莫高窟的了解，只是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漆黑洞窟里的那些壁画和雕像在讲解员微弱手电光的照亮下，不仅没有带给我对那些开凿于公元366年，前后延续了十个朝代近1500年历史的艺术、文化珍品的震撼，相反却让我感到一种陌生的害怕。我想，如果现在我能有机会再次置身于肃穆端庄的佛像和飘舞灵动的飞天之中，肯定会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敦煌及莫高窟的故事要从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说起，随着张骞的两次西行，打开了通向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丝绸之路”。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置了河西四郡，自西向东分别为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汉武帝还在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敦煌，通往西域的南北两道的道口上，分设了阳关和玉门关。河西走廊和敦煌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性被分外鲜明地强调出来。河西四郡，尤其是敦煌，顿时成为中古时代最耀眼的“国际都会”。
除了东西方物品的互换，碧天黄沙的丝绸之路还将起源于印度，以艺术形象宣传思想的佛教传入了中国。那时大约是公元一世纪初，魏晋以来的战乱使中原大地和大西北的人民饱受痛苦和灾难，现实的苦难有多深，心灵的渴望就有多强烈，于是佛教便成了当时人们亟须的心灵抚慰了。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地处丝路咽喉的敦煌，不仅成为了外来贸易物品涌入中国的关口，也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前沿。在敦煌石窟诞生之前，这里早已是佛教文化的沃土了。
公元366年，一位叫乐僔的行脚僧人，手拄锡杖，来到敦煌南面的鸣沙山，他被那里神奇的山水吸引住了，忽然他见到眼前的三危山顶放射金光，宛如千佛降世。他相信这奇观是一种神示：这片灵山秀水必将是佛教的圣地。他便在对面的鸣沙山沿河的陡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莫高窟由此诞生。这真是一片有灵气的山水，最早的洞窟一出现，立即就进入了蓬勃开凿的时代。
世人概念中的敦煌石窟，往往只是指莫高窟。实际上还有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和五座庙。它们散布在敦煌周边一些河岸的峭壁和峡谷中，就像春天的花树一样，到处开放。06年夏天，我只去了莫高窟，那时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以上各洞窟和寺庙。而本文中所涉及的，如未特别注明，也均指敦煌莫高窟的各个洞窟。
从十六国晚期的北凉到南北朝时期（公元421年－581年），是敦煌莫高窟的童年期。莫高窟的童年生机勃勃，五彩缤纷。从莫高窟早期开凿过程中的壁画和雕像来看，中国人不是改变自己去适应外部环境，而是改造外部环境来适应自己。菩萨的女性化就是中国化的菩萨。这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持续不断的深在根由，也是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力之所在。在敦煌对游人开放的40个洞窟中，出自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第259窟《禅定佛》、第249窟《西王母乘凤车图》、第275窟《交脚弥勒》。
隋代是中国绘画的勃兴期。社会昌盛，缤纷生活充满魅力，吸引画家去描绘。绘画的写实之风得到倡兴，写实技法及其表现力突飞猛进。灵即神，真即形，这便为佛教艺术的中国化注入了理论精髓。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力，就是对外来文化的伟大的改造力。隋代的莫高窟已显出繁盛浩大，明亮温和，气概非凡的景象，如第244窟《说法图》、第419窟《萨埵太子》、第420窟《法华经变》、第427窟《千佛》。
接踵而来的是唐代，公元627年（贞观元年），高僧玄奘奔赴西天取经，初唐时代的西北边陲，叛乱蜂起，异族频扰，烽烟不绝，如第45窟《胡商遇盗图》就是这一时期的表现。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也是初唐时期的代表作。到了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大唐进入了它黄金般的盛世，其威力进入了辽阔的中亚地区。这样，东起长安，穿过河西到西域，再到中亚，便连成了一个融会贯通的经济环境。丝绸之路如同实现了它千古梦想那样，成为了一条贯穿欧亚的地球上最长的“阳关大道”。莫高窟的创作也由此进入了黄金期，莫高窟中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经变画杰作第220窟《阿弥陀经变》便创作于该时期，同一时期的作品还有堪称国宝的第45窟，一铺七身的塑像，包括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以及第103窟《维摩经变》。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迫使唐王朝把河西的精锐部队调入中原，一个崛起而气盛的民族吐蕃乘虚而入，经过十一年战争，占据了河西。此后，尽管大唐在中原依旧歌舞升平，敦煌却听命于吐蕃长达六十七年。然而，敦煌莫高窟非但没有受到扼制，反而更加兴盛。同样信奉佛教的吐蕃人开窟建寺的热情有过于前朝。他们在莫高窟开凿与续建的洞窟多达九十二个，反倒超过了洋洋自得的初唐和盛唐两个时期，但是在风格上却依然遵循着盛唐的风格。公元848年（大中二年）敦煌世族张议潮兴兵起事，一举粉碎敦煌的吐蕃政权，于是在唐代晚期的半个多世纪里，敦煌又回到中原政权的手中，见第156窟《张议潮统军收复河西图》。
在唐王朝覆灭后最混乱的时代，敦煌望族曹议金从张议潮后裔手中获得了河西的控制权，时间是公元914年（五代后梁乾化二年）。曹氏政权历经五代十国到北宋，总共122年，风光了一个多世纪。那一时期的莫高窟，动不动就大兴土木，在长达一公里的露天崖面上全都画上彩画，极其灿烂。荒无人烟的大漠上，竟然矗立着如此一座画满图画的山，真是令人难以思议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第100窟《曹议金出行图》和第146窟《劳度叉斗圣经变》。
公元1038年，党项人摧垮沙州回鹘，建立大夏国，而敦煌正处在西夏国的核心地带，因而被党项人主宰了将近两个世纪。可是，由于中国的历史一直把中原视为正宗，歧视边远各族，故西夏亡国后，他们的文化便像大漠里的风沙一样迷漫飘散了。历史的记载十分稀少，留下的遗迹更是寥落，西夏文化成了一种失落的文明。然而，佛教在空前的倡兴下已成为西夏国教。莫高窟的西夏洞窟达77个。由于三危山的崖面几乎被先朝前代的洞窟占满，西夏时代便以重修为多，因此仍是原有风格的延续与深化。
在西夏时代，来自中原的艺术活力，仍然源源不断地注入敦煌石窟，尤其是榆林窟。宋代是中原绘画的全盛期，如今在敦煌看到的线描技术与造型能力在宋代画坛也堪称上品。以壮美的山河代替浩渺的云天，显然神佛已经下临人间，这也是宋代以来，佛教进一步俗世化的典型表现。代表作有第152窟《十方佛赴会》、第454窟《博弈》、第55窟的宋代塑像。
公元1227年，西夏党项人的政权被蒙古人的政权取代。成吉思汗骁勇剽悍的铁骑纵入沙州，但进入敦煌洞窟的却是蒙古人的理想，如第61窟甬道蒙文题记、第465窟《舞蹈图》。北魏时期那种空远、陌生、艰涩，天国与人间的距离感，在敦煌石窟的终结期――元代，又再一次地重现了。然而，行至元代末期，敦煌莫高窟已度过了它骄傲的黄金期，在历史的斗转星移中，它逐渐走向寥落。
天国与佛国，其实都是各民族共同的理想国，而这理想国便是敦煌石窟。它从来就是北方民族与汉族、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共同创造的。而完成它的，却是北方民族。因此，敦煌样式只能在敦煌看到，在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见与其相近乃至相同的样式。敦煌式样，天下无双。
然而，敦煌几百个洞窟、上千年历史、几千幅画面、一部巨大的敦煌艺术史，总共才留下了十来个画工塑匠的姓名。那个时代，画工们的姓名是不能题字在壁画上的。以线条直接表现生命的神采是敦煌画工一向的追求，他们用笔的洗练与生动，潇洒与优美，不亚于近现代任何一位绘画大师。如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第296窟《饮水的骆驼》、第61窟《五台山图》。
在古代世界，身居都市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艺术家，都是声名赫赫，光彩照人，而地处边远的艺术家则不被人知，无声无息，如同隐姓埋名，最后被历史所遗忘。然而，历史却是有心的。它毕竟把这些伟大的艺术品保存到了今天。那些被遗忘的艺术家们其实就站在每一幅佚名的杰作后面。人类艺术史不断证实着这么一个事实：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只身守着孤寂，留给后世辉煌。人生不曾厚待他们，但历史却记住了他们。
不要以为敦煌石窟里，全是佛国景象、臆造天地与理想世界的图画。由于一切形象与色彩都出自于画工的手，就一定会流溢出人间的气息来。于是，从今天看，那些过往不复、无处寻觅的生活画面，却在敦煌被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地保留下来了。如第23窟《雨中耕作图》、第285窟《狩猎》、第159窟《挤奶图》、第130窟《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榆林窟第25窟《耕获图》等。
一代宗师张大千曾对敦煌各个时代的壁画风格做过如下评论：“两魏疏冷，林野气多；隋风拙厚，窍奥渐启；驯至有唐一代，则磅礴万物，洋洋乎集大成也；五代宋初，蹑步晚唐，迹渐芜近，亦世事多故，人才之有穷也；西夏诸作，虽刻画极钝，颇不屑踏陈迹，然以较魏唐，则势在强弩矣！”这一论断在今天看来，依然准确精辟。
敦煌莫高窟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飞天4000余身，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莲花柱石和铺地花砖数千块，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
敦煌是中华各族人民的骄傲，然而它又是一部中国考古学的血泪史。自二十世纪初，特别是发现了藏经洞（莫高窟第17洞）以来，敦煌遗书曾不断地向外流失：在中国国内仅存15000件，而在英国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就存有13700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6000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12000件，日本大谷大学38件、龙谷大学7件、德国柏林科学院东方研究所6000件、丹麦皇家图书馆东方部14件、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2000件。那个兼有一身宗教热情，但却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将许多珍贵的写本盗取出来，卖给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史学家陈寅恪在为大型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书《敦煌劫余录》作序时，有过一段痛心疾首的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密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
然而，敦煌莫高窟在珍贵文物不断流失的同时也获得了中国一批有识之士的保护，罗振玉便是敦煌遗书碰到的第一位恩人。一边是历经着巧取豪夺的种种劫难，一边则是一代知识界的先贤们，以救火般的速度与激情抢救着失散的文化。张大千、于右任、常书鸿、陈寅恪、刘半农、沈尹默、徐悲鸿、梁思成等。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像对待生命一样保护敦煌石窟”，对于常书鸿率领的一代人来说，他们无愧地做到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把一生都放在灼热的沙子上，放在人迹罕至的大漠中，放在永不退却的神圣的文化信念里。佛国的存在，本来是要给世人一时的抚慰，然而常书鸿们的存在，却使浩瀚的佛国得以永远的安宁。
每当我们回首人类最初相互往来的丝路历史，总不免深切地受到感动。你站在这道路的任何一个地方，向两端望去，都是无穷无尽。一道穿越欧亚非三洲的无比深长的路啊！即使在今天，也很难徒步穿越那些深山大川，茫茫大漠，万里荒原，然而，人类却是靠着这样坚忍不拔的步履，从远古一步步走入今天的强大。这条路是脚印压着脚印踏出来的。而每一个脚印都重复着同样的精神。如果人类在将来陷入迷失，或对自己有什么困惑，一定能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中找到答案，并因此心境豁朗，昂首举步向前。历史是未来最忠实的伴侣。
这条曾经跨越洲际的最古老的丝路，不会只躺在这荒漠上被人遗忘，它必定还存在于地球上所有人对未来的企望与信念中。它永远是人类的骄傲之本，自信的依据和历史的荣耀。这一切又全都折射和永驻在迷人的敦煌石窟中。如果你静下心来，一定能从莫高窟五彩缤纷的窟壁上听到历史留下的雄浑凝重的回响。它告诉你：人类长存的真理，便是永远不放弃交流。并在这不中断的交流中，相互理解，相互给予，相互美好的促动。
能够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并使我们深深感动的地方，才能被称作人类的文化圣地。它一定是人类的敦煌，它必定是永远的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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