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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准确记录拉萨历史几乎不可能，藏族学者说:因为吐蕃灭亡时期史料散落，拉萨早期历史成为空白;而佛教复兴时期的藏文历史书多的是高僧大德的传记，并不是一座城市的历史。
不习惯藏文神秘典籍的我们，最早是从西方游客的记录中认识这座城市的:1936年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在《圣城拉萨》中记载的这座城市并不是一座皇皇都城，而是围绕大昭寺发展起来的，聚集着僧侣、信徒、贵族、乞丐的小城，斯潘塞·查普曼描述的这座仅3平方公里的小城充满市民气息，而这座小城所吸引他的，正是某种庄严的神圣:“当一缕阳光在布达拉宫金色屋顶上闪烁时，你会激动不已。”
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向往，或许就在遥远的神秘背后这种纯洁的神圣:因松赞干布的两个妃子带来的佛像而发生，因15世纪藏传宗教的复兴而发展，1409年，宗喀巴的传昭法会又使这里再次成为信徒中心。尽管现代化已经给这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并没有改变，它仍然屹立在神圣的纯净之中。
大昭寺前20米:不变的拉萨
拉萨的中心，在长达1300多年中，一直是大昭寺。
16岁的曲多从家乡那曲来到大昭寺，共走了三个月零八天，他记得清楚，因为他上过小学，知道怎么算日子。“我们很多西藏人记不清楚数字，上过学的也有很多弄不清楚，但我的数学和藏文都很好。”他说。
但他实在是太瘦小了，16岁看起来最多像10岁的孩子。他从家里偷跑出来，到大昭寺转经，这是藏民最仰慕的转经线路。在拉萨，围绕大昭寺共有三条转经路线，呈同心圆而放大:第一条在寺内围绕文成公主随身携带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第二条围绕大昭寺的八廓街，第三条围绕林廓路，而第三条路线，其实是围绕藏族人心目中的拉萨一圈——尽管现在拉萨已经扩大了很多倍，但在藏民心目中，还是那个有大昭、小昭的只有3平方公里的圣洁之城。
曲多比起一般来转经的人更要虔诚，一般藏民磕长头只在大昭寺前，寺前20米空间已经被磕出了很深的痕迹。而曲多是每天在八廓街上磕长头，两块木板被摸得发黑发亮，转一圈下来，厚厚的棉背心已经能拧出水来。他换上另一件背心说:“磕长头很舒服，心里特别安静。”与一些四处游走的喇嘛、老人一样，他并不拒绝别人的布施，有时一天下来，能得到30元。曲多并不在意钱多少，他有可能在下一刻就把手中的钱布施给别的孩子。
1936年来到拉萨的英国使团成员斯潘塞·查普曼在他的游记里记载:“拉萨的乞丐非常多，他们并不认为乞讨是不好的行为，有些人甚至以为，劳动是可耻的。”
其实，斯潘塞·查普曼只是看见了表面，大昭寺的喇嘛尼玛次仁告诉记者，在西藏，布施者和乞讨者都是相信轮回的佛教徒，他们布施时想的是，今天我给你，明天就是你给我，所以双方都坦然。
转经目的，是为家乡人健康和中国人的健康，曲多诚挚地说:也包括你。上过中学的曲多能说很流利的汉话。在他看来，花费半年来转一次经是必然之事——结束后，他将回家继续上高中，“我的梦想是考上西藏大学”。
1300年前，文成公主那尊“最神圣的”佛像并没有这样的待遇。文成公主来到拉萨河谷的时候，大昭寺所在地是一片沼泽，她住在黑色牦牛毛编织成的帐篷中，随身携带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只能放在柳树林中，“用帷幕围起来”。西藏博物院原馆长赤烈曲扎说，并不是没有准备好接待这位唐宗室之女，而是当时的吐蕃王国保留了游牧民族习惯，不同季节有不同居所，“住在防风雪的牛毛帐篷里是最自然的事情，而整个藏区，很多地方有文成公主遗迹，说明当时他们也是不断搬家的”。
而文成公主之所以来到拉萨，“因为拉萨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汇点，正是一个发展中的王朝所需要的”。学者张世文说。
传说中，松赞干布是在一个晴朗的夏日，在拉萨河谷沐浴时才发现这个地方魅力的。
大昭寺是应尼泊尔赤尊公主之请修建的，最早的大昭寺供奉的是赤尊公主所带来的佛像。藏族史书中，关于大昭寺修建有众多传说，最著名的是文成公主按五行学说，为了镇代表藏区地形的魔女的心脏，其实这是汉族风水初传入吐蕃时的反映;另外就是，松赞干布有无数化身，都来帮助建寺，“有一天被赤尊公主发现了，手中斧头落下来，把大昭寺里的狮子塑像的鼻子弄平了”。大昭寺里的狮子塑像是印度和希腊文化结合的产物。
“之所以有这么多传说，是因为吐蕃王朝最有名的信佛者就是松赞干布和他的这两位王妃。王朝灭亡后，已经基本上没有史料证实当时的情况。而11世纪佛教在西藏复兴，人们又用佛教观念重建了松赞干布形象，也把他称为法王，弘扬佛法的两位王妃也获得空前的尊敬，种种神话就加在他们身上。”西藏社科院民族所的巴旺解释了大昭寺的修建何以没有信史，而只有无数传说的原因。
巴旺说:“文成公主嫁过来3年，松赞干布就早逝了，之后的30多年一直住在这里。这30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只从后来的一些高僧传记中发现，唐时走唐蕃古道到印度取经的一些和尚受到过她的接待。”在赤烈曲扎看来，文成公主是个“才女”，她背后是整个唐朝高度发达的文明，她的才华逐渐吸引了松赞干布，慢慢疏远了“娇女”赤尊公主，在文成公主帮助下修订了吐蕃的政治文化制度。这不过只是一种判断，没有任何史料依据。
金城公主嫁到吐蕃时，大、小昭寺的两尊佛像才对换了位置，按照后人不负责任的猜测，可能是因为想对这位唐公主有个交代，“毕竟是她的长辈”。但是据研究，金城公主嫁来的情形并不美好——指定给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她被迫和别人成婚，但她一直努力促使吐蕃和唐修好，非常不容易。
大昭寺自兴建后，香火越来越盛，香火最盛时，天竺、唐朝、孟加拉各国僧人都前来朝拜这两尊佛像。但是从9世纪中叶始，随着吐蕃崩溃，这里不再是政治中心，加上灭佛的朗达玛封闭了整个寺庙，大昭寺彻底败落。直到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创立传召法会，大昭寺才再次兴旺，成为拉萨三大寺举行法会之所。1936年，斯潘塞·查普曼这样叙述他对大昭寺佛像的印象，“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佛像”，“整个佛身上镶嵌着无数宝石，是1000年来信徒长期供奉的结果”。
在大昭寺的118名喇嘛中，尼玛次仁的外表非常平庸，39岁头发就已经花白了，脚上的凉鞋也非常破旧。但是一开口，就明白他为什么被称为“博士”了，因为在北京上过大学，所以他的口才非常好。
“文化大革命时的大昭寺，一半成了猪圈，另一半是屠宰场。那是拉萨的第二次浩劫。”在尼玛次仁看来，第一次浩劫是吐蕃王国末期的朗达玛灭佛，但那次并不像文化大革命，把这两座庙完全破坏了。
尼玛次仁那时刚刚出生，他听父母告诉他，当时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像被剥走了一切珠宝，脸上的黄金也被刮走，显得黑洞洞的，“最可惜的宗喀巴奉献的法冠，上面嵌满了宝石，也彻底不见了”。而小昭寺的佛像则被拦腰截断，后来是班禅大师带人四处寻找，在北京找到佛头，在拉萨一个工厂找到了下半身，才恢复了原样。
大昭寺佛像被恢复后，西藏信徒们又迅速供奉了大量珠宝，最大的绿松石足有巴掌那么大。有些很穷的牧民把家传唯一的红宝石也拿出来，“他们觉得换钱花是不道德的，应该奉献给佛像”。
尼玛次仁更喜欢见的人是从牧区来的“爷爷、奶奶”，按照他的说法，他们受佛法教化，懂的道理比他这个上过大学的还多。看见他们在寺前磕长头，他说:“他们真是大乘佛教信徒，虽然没上过学，企求的永远是人类的健康和和平。”
事实上，不止牧区，拉萨市区也有众多信徒来这里奉上酥油——每天来这里花两块钱给灯里添油，但尼玛次仁告诉记者，现在的酥油不再是牦牛油做的洁白的了，不知道掺杂了什么。当年的酥油点起来没有烟，味道像“在草原上一样”，现在却有很多烟雾，“据说都是劣质油”。
大昭寺每天有多少信徒前来？没有明确的数字，但是，寺前20米却是白天黑夜都挤满了人。在牧民们不忙的冬春季，这里无法驻足，“虽然后来不断地扩建大昭寺广场，到现在还是装不下所有人”。尼玛次仁说。后来市政府划了黄线，只准在线内磕头，“没有必要嘛”。尼玛次仁说。
上世纪20年代到拉萨的法国女人类学家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来这里时，发现地面已经被磕头者磨深了，往寺里走的时候，她被浇了圣水，之后也给了她一些圣水。大卫-妮尔描述的那个圣水施舍的地方现在还在，黄色类似茶水的冰凉圣水被浇到从远处而来的人们头上，藏民说，这是药水。洗头并且洗涤心灵。
来自四川甘孜州的小喇嘛旺吉10岁就开始学佛法，今年已修行10年，记者见他时，他正在大昭寺门口念经。“才300遍，要念满1万遍才能进大昭寺。”在他看来，白度母化身的文成公主带来的佛像是不能轻易走近的。
而曲多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猴子，他说是他朋友，白天转经时候，他把猴子寄放在一个四川人开的小饮食店里，晚上再和它一起玩。
几个四川妇女走过来，她们在此地做生意已经很多年，抱着她们收养的一个藏族女孩，她们给曲多一块钱，说保佑小女孩能考上大学。曲多笑笑，汉人和藏族人的企求是如此不同。大昭寺前的20米空间，其实是具体观察藏族佛教文化的最好地方，尤其是和那些远道而来的转经者一起坐在黑油油的地上时。
黄房子:达赖六世的情诗
英俊的康巴人泽朗王清站在罗布林卡的大幅壁画前，这幅创作于19世纪初的壁画描绘的是拉萨八廓街街景，和我们现在看见的八廓街差别不大——壁画中，他所租赁下来的黄房子就在街的东南角上，和现在位置一样——门前挂着藏式茶馆牌子，“我也成为传说的一部分了，感觉非常美好”。他说。
按照藏族文化，黄房子不是寺庙，就是高僧大德之人所到之所，而世俗的八廓街怎么会有这样的黄房子？这还是因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存在。
80年代是康巴人大举来西藏的日子，“因为拉萨人远不如康巴人会做生意”。王清于是成为拉萨人。1997年，本来做广告生意的他从几个美国女孩手中接下了八廓街上的这家西餐馆，“她们经营状态一直不好”。接下来，他才知道，这里曾是传说中六世达赖、著名的诗人仓央嘉措会情人的地方。而现在，在他努力下，内部装修完全藏化，这里已经成为拉萨最时髦的西餐馆，来拉萨的旅游者几乎都会去一次。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史料特别稀少，按巴旺的说法:“因为神秘，所以后来加给他的故事更多。”虽然学术界对他的生平没有定论，但基本事实是，他生逢复杂的政治斗争，而有着诗人灵魂的他并不适合参与这样的争斗。
吐蕃灭亡，经几个世纪沉寂，经宗喀巴到五世达赖时期才逐步复兴。第一个掌握西藏政教的五世达赖继承了松赞干布的传统，令人扩建布达拉宫。拉萨人的说法是，拉萨的很多发明和创造都要归功于“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
五世达赖去世后，他的亲信桑结嘉措密不发丧，清政府追查后，他才奉早已认定的转世灵童仓央嘉措(时年15岁)坐床，自己继续掌控政权。而仓央嘉措无法在政治上施展才华，选择了经常性逃离布达拉宫，在民间写作。传说往往从他的诗歌而来，比如他入夜会情人，在大雪上留下脚印，“保不保密都一样”。再比如他穿着金边儿的衣裳去会他的情人，“她皎洁的面庞，好像十五的月亮”。
仓央嘉措晚上去过的房子，被刷上了黄色，“传说中百姓是靠他身上自然散发的香气认出他来”。8年的拉萨生活，他写下了无数情歌，他后来被代表清廷的拉藏汉召集各寺活佛以“不守清规”为名妄图废黜。巴旺说:“也没有成功，但他后来在被召去北京途中病故，不过藏文记载他并没有死，而是在青海、蒙古等地传教。甚至去过中原，这也是布达拉宫唯独没有他的灵塔的原因。”
王清说:“我的小店叫玛吉阿米，就是根据他那首情歌取的，‘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皎洁的月亮，玛吉阿米的脸庞，浮现在我心上’——不过汉语翻译完全没有他的诗的神韵了。”
几乎所有藏族人，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人，都反对仓央嘉措的诗是情歌的说法，他们说，仓央嘉措是借情诗来阐述佛家理论，或者包含其他的深刻含义——即使是以黄房子从事商业行为的王清，也不愿承认仓央嘉措曾和女孩在这里秘密幽会。
他这样讲这个故事:“当年这里是一家藏族小酒馆，忧郁的活佛在这里喝酒，看见帘子外一个漂亮得如月亮一样的女孩，两人对视了一眼，就此再没有见过。”所以仓央嘉措写下了这首著名诗歌。
同样的黄房子，在拉萨郊区的娘热乡还有一处，一直作为民居而存在，现在还住着普通牧民，地面上有厚厚一层牛粪。
不过，这些黄房子即使没有见证仓央嘉措的爱情，也肯定见证了不少拉萨曾经的爱情故事。
拉萨的摄影家旺久多吉笑着说:“我母亲就曾经住在这里。”
他母亲1919年出生在这里，当时被叫做黄颜色商店，母亲臣来德钦从小生得美貌，十来岁时到空仓寺出家，空仓寺是一座相当有意思的尼姑庵，据说“既有佛法修行，又有世俗生活”，所以，尼姑们生活富足而风流之事不断。母亲当时的美丽引人注意，十几岁就给大贵族索康做了情人，后来又有了第二个情人宇拓，宇拓还把家中传家宝状如青蛙大的绿松石送给了她。但是家中妻子不容，臣来德钦躲进了寺庙里。
旺久多吉的父亲是西藏著名的德木活佛，他见到臣来德钦后，立刻决定和她结合，并冒着宗教界反对，将比丘戒还给自己的上师。旺久多吉说:“他去还比丘戒的时候，上师非常生气，说，你要继续努力修行，不能放弃比丘戒。还望你三思。”因为德木活佛是十三世达赖予以很大希望的活佛，指望他将来能当西藏的摄政王。但是德木决心已定——“他一向不是个守规矩的人，在上密院学习的时候就学照相，沉浸于遛马，差点被开除。”
旺久多吉有一张父母亲1951年的合影，母亲趴在父亲腿上，非常温柔的表情。母亲是个很能干的人，经常和一批贵族夫人一起打麻将，赢来的钱找了一个尼泊尔商人，在印度、尼泊尔、西藏之间做国际贸易。“当时西藏的用品基本上都是印度货，中原地带来的最多的是茶和丝绸。”1956年，家里从印度买了两部美国车。母亲一直掌控着财权。
“尽管父母很相爱，但母亲后来还是和别人生了弟弟和妹妹。”这在汉人看来不可想象，但是德木活佛一直不责怪妻子，他对旺久多吉解释说:一是要本着佛教无我的精神，不能把妻子看成自己的私有物;二是妻子的私生活他虽然知道，但自己比妻子大很多，他觉得不应该干涉;三是觉得妻子是异人，有慧根。
旺久多吉说:“我现在才体会到，比这些都重要的是，父亲深深地爱着母亲。他一生中只对加害过母亲的那个人产生过恨意。”
与黄房子有关的另一个人是拉萨传奇画师安多强巴，这位曾经的达赖喇嘛画师喜欢画的唐卡是丰美的度母，在藏区名声非常大。就是他指点王清去看罗布林卡300年前的壁画。他喜欢在从前的黄房子买醉，并常常醉醺醺地背诵仓央嘉措的情诗。不过他说，藏区的人都会背，而他解释玛吉阿米的意思是:美丽的女神白拉姆。
现在的拉萨年轻画家索多吉尽管画的是现代画，但说起安多强巴的聪明也很佩服:“50年代的时候，他去北京学习过3个月，把透视技巧学回来了，运用到唐卡上，当时风靡一时，所有贵族家里排队请他画唐卡。”1954年，张国华还出主意让他用唐卡样式为毛主席画像，作为达赖喇嘛进京时给北京的献礼。“中央是毛主席挥手，四周是反映拉萨新面貌的连环画。”达赖喇嘛带这幅画进京，光是画框就用了80两黄金。据说就因为熟读历史，看清大势，所以安多强巴1959年没有跟着达赖流亡。
与画画相比，安多强巴更著名的是他的恋爱，拉萨文化人都记得，老人70多岁时候，还闹了场恋爱，76岁生了女儿，熟悉他的老喇嘛说:“都是孽缘啊。”安多强巴20多岁还是喇嘛时，就因爱上了一个贵族女仆人而还俗，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王清说，我也说不清楚他老人家有多少风流韵事，但他总是宣称，他爱女人，所以才能把唐卡上的度母画得那么摩登而艳丽。
熟悉他的作家温普林记得:“他老的时候，看见年轻女孩子的手还会抓住不放，人家说他是老年痴呆，其实他是热爱生活。有一次，80多岁的他在一个寺庙里，看见一个美丽的藏语女翻译，他迅速走到黄色墙壁前，用大拇指指甲在墙上一勾，就把姑娘的容貌勾勒出来，然后顺着姑娘的发际画出大山，画出僧房，一看就是我们所在的寺庙。”温普林说，“他老人家喇嘛出身，明确地给我们展示了怎么从观想美人到信仰的过程。”
八廓街见证:身份流变与城市沧桑
1942年的八廓街上，15岁的尼泊尔人热拉德·吐拉德哈作为学徒来到这里的一家帽店，“脸黑黑的，当时不会说汉语，什么都反应不过来，所有人都说我傻”。没事做的时候，他就跑出去看街景，“八廓街上有意思的事情很多”。在他们夏布帽店不远的地方，就是朗孜厦，也就是拉萨市政厅，经常有犯人被判刑罚，市政长官站在二楼宣布判罚令，楼下有几个桩，犯人就在那里被鞭打，“公差的声音和唱歌的一样”。要不就是看贵族家遛马，兴奋地边跑边追，贵族家的马夫骑在马上，得意地回头看他和藏族孩子。“今天还记得清他那样子”，这马夫现在当了八廓街一家饰品店的老板，两人有时还遇见。
当时的交通条件，到印度、到尼泊尔都只需要1天，所以有大量的印度商人、尼泊尔商人来这里。后来哥哥把他送回印度学英文，“当时来店里的拉萨阔小姐都用英文和我们说话，而我们的帽子，有印度货，也有英国货”。他还记得，最昂贵的一些帽子是英国来的亚麻制品，“上面有小朵小朵的玫瑰花，据说价钱相当于半头牦牛”。可是小姐们还是疯抢。当时小店里还卖意大利布料和英国自行车，再就是法国香水。
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中国注册了自己的贸易公司，专门在国际间往来贸易，此时的他，已经会说藏、汉、英、印多种语言了。
八廓街18世纪开始发展，到20世纪初兴旺一时，尼商、印度商和北京商人是这里的外来客，而回商和藏商则是本地客，当时这里曾流传着凶悍的商战故事，几家商店老板为抢地盘，你敢割手，我就割脖子。
但是，八廓街与其说是商业街，不如说是拉萨市民的生活区，在外围一层商店后，就是大片民居，更多的是深宅大院。至今保留的噶林厦、索康府等大院落里，一边是两层高的仆人房，一边是对着太阳的三层高主人房，中间是宽大的养马区，看得出当年贵族的悠闲。西藏规划局局长史文江说:“当年管家、奴隶和马夫都住在不向阳的两层楼里。”而当年由于运送建筑材料都用牦牛，所以用“柱”来评价房子好坏，一头牦牛只能拉一根柱子。柱子越多，房子越豪华。
1949年出生的摄影家旺久多吉当年就住在八廓街边上的大院落里，他家当年的院落之一现在改造成了我们居住的宾馆。
“和平解放不久，张国华他们来我们家拜访，因为我爸爸一直支持解放军进藏。”张国华他们提出把楼买下来，给当时的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用，“我记得是两箱银元”，也请德木活佛进入编审委员会工作。现在这幢房子，成为专门的西式饭店，叫凯拉斯餐巴，也是西方导游手册上常提到的地方。卖掉的另一幢房子也改为宾馆，花园里的一人合抱的柳树还是当年旧物。
德木活佛是西藏重要的活佛，但是他进编审委员会，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份，而是因为他是西藏最早的摄影家。德木活佛拍摄的照片多是拉萨旧景象，还包括亲戚、朋友的照片。“前两年，著名的荷赛摄影比赛的一位评委看了他的照片，居然说:摄影发展到现在，其实没有什么进步。”得过无数国际奖项的旺久多吉觉得，自己拍照不如父亲，因为拍照变得功利。
几百米长的大房子里，最简单的家常菜是四盆八碗，这个回忆可以参照《圣城拉萨》中斯潘塞·查普曼记载的贵族家常生活。“第15道菜上后，谁也吃不下了，结果还有浇汁鱼翅和鲨鱼肚。”当时的拉萨贵族生活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想象。
父亲白天修行念经，晚上整理拍出来的照片，家里最先进的相机就有七八架，莱卡、卡宾、如莱福莱，“积攒有三大箱底片，足足有10万张”。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了，“后来发回财产时，我带着不同父亲的弟弟、妹妹去领东西，他们都在领家具，我把底片全找回来了，一共只剩下300张”。文化大革命使一切改变了，旺久多吉初中一年级就下乡当木匠了，做了大量农具，后来分配到玻璃厂，“十八般武艺我都学会了。驾驶汽车，管伙食，拍照片”。一个活佛的儿子就这样彻底平民化了。父亲1958年把他和哥哥带到大昭寺，给他们一人一台8毫米照相机，让他们拍着玩，他就从那时候第一次学照相。“我记得那时大昭寺里面还有一个小湖，没有完全封闭，就是传说中唐时的‘卧塘措’。”
现在，大昭寺的旅游者可以听见墙壁间的水声，据说谁听见谁就有佛缘。
旺久多吉家当年的老房子旁，是个大院，60多岁的赤莱德吉就住在这里。“记不清自己的年纪了。”小时候她曾在著名的贵族拉鲁家做过佣人，“穿红黑相见的藏裙”。解放后参加了建筑队，一直靠打“阿嘎”为生，“1950年拉萨还很小，走过几条路就是农田了，离现在的小昭寺不远，就有大片田地，八廓街上家家户户都养了牦牛。我阿姨家也有四只牦牛，我帮阿姨家放牛的同时，还帮邻居放，一天一块五毛钱”。所谓打阿嘎指将泥土和石头一起打实在，然后再磨平，打得好的阿嘎酷似大理石，比起水泥地要“高级”得多，“一般的地方要打两天，磨两天，而罗布林卡则要打7天，磨出来的时候要亮得可以照人”。
最让赤莱德吉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打阿嘎时候碰见当年主人家的孩子，当年主人家的庄园已经被改造成了“教育基地”，“他不知怎么也到建筑队来找活了。我很心疼他，赶快把他拉到我这排”。“我一直照顾他半年，能让他休息就休息，后来他出国了。”她的口气里，有一种怜惜自己家孩子的感觉。
后来一起打阿嘎的人讽刺赤莱德吉，因为西藏一直有一种说法，拉萨只出贵族和奴才，“她说我就是做习惯了奴才，我就说，奴才也比忘恩负义的人好”。当年做佣人时，主人家永远是藏餐汉餐混合摆出来，基本是8个瓷碗和6个瓷碟，藏语叫“噶杰碟出”。多余的油炸果子有时让她们带回家。就是这点好，让她记得一辈子。
赤莱德吉身边的老人越来越少，都去世了。但她并不在意，八廓街让她安心地活下去，每天下午，到木如宁巴去转经成为她的主要生活。木如宁巴是八廓街内部最大的寺庙，从她家步行几百米，转进八廓街内部的小巷就到了，“闻到那里的酥油味就心安了。否则不知道一天怎么结束”。
“现在都没有什么贵族了，但那些老贵族房子的阿嘎多好啊，打得结实，又把喝剩的酥油茶泼在上面，几十年下来又黑又亮。”一生的活计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八廓街在几百年里一直代表着拉萨城市生活发展的鼎盛期，这里的贵族生活和平民生活的转变，意味着一个老拉萨的无法持续。
赤烈曲扎说，现在真正的拉萨人都不住在八廓街了，那里太吵太闹，“有太多的外地人住在那里了”。他自己是上世纪80年代搬家的，政府在郊区给了地，当时有大批的拉萨干部在郊外盖房居住，基本上都有个小院落，中间养了很多的盆花。“藏人还是喜欢这样的房子格局，不喜欢高楼大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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