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西安市副市长——段先念

在西安，乃至于整个陕西，段先念是最具话题性的官员，甚至是唯一一个公众争议官员。
在西安高新区任职期间的土地运作，奠定了段先念“城市运营商”代表者的底色，被评为“中国地产企业十大功勋人物”。
2002年，他转任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地产+文化+旅游”的曲江模式由此登峰造极，西安市则将古城墙、大明宫、楼观台、临潼国家旅游度假区等分属各地的地块也划归曲江管理，陕西省甚至将西安之外的宝鸡市法门寺及周边地块也划归曲江管理。曲江管辖的126平方公里，有80多平方公里在曲江新区核心区之外，分布各地。
曲江的资金和干部不断输出，项目投资规模从十亿元级，到百亿元级，再到千亿元级。“曲江”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成为少有的以“团队”、“品牌”自称的政府机构。
段先念也由此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官员：管理最多“飞地”，身兼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省会城市副市长、省文化投资集团董事长。掌握西安文脉、大面积改变陕西文化遗址保护现状的同时，也站到了当地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文化的“大哥”魔力
《问》：我们注意到曲江出品的《大明宫》《法门寺》《大秦岭》这些纪录片，都是人文色彩比较浓的，比较精英化，电视剧《大秦帝国》第一部，也是比较偏向知识分子阶层，而不是类似张艺谋、冯小刚那种很大众化的产品。《大秦帝国》第一部是成功了，但是后面几部还不能下结论，像《法门寺》、《大明宫》《大秦岭》这类的投资有效益吗？
段先念：这是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文化产业是如何获利的呢？
很多人问曲江贡献GDP多少，我说不多，但我们的贡献是没办法用钱来衡量的。一个人的精神修养和文化素养与赚钱无关，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远远比经济地位重要，文化产业的贡献率无法用GDP来衡量，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不应用GDP来衡量。
《大明宫》、《法门寺》、《大秦岭》，这些纪录片都是央视播出。比如《大秦岭》花了四五百万元，卖给中央电视台，他们最多把成本给你，但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大秦岭》文化作品的产值吗？远远不是。播出之后，秦岭就火爆了，天气好的周末，人满为患，带动当地旅游，当地乡亲们致富了。
我在高新区工作了8年，高新区的房价地价是西安最高的，曲江则是最低的。现在曲江是最高的，这不是因为我到曲江当管委会主任了，而是因为文化。曲江比高新区贵出来的那一部分，是不是算文化增加值？
以前，西安在数字化描述中找不到自我。现在，西安人找到了文化的自信，不去跟别人比较GDP了，西安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自豪。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15个副省级城市放在一起比，因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财政收入、GDP、固定资产投资。人家一弄招商引资就几百亿，我们一弄几个亿，很没面子。
现在我们自己不这么看待了，关键是外边人对我们也不这样看待了。举个例子，我出去开会，跟广州、深圳、青岛这些城市领导在一起，他们都有钱多了。可是东道主在敬酒时候，说“西安我们老大哥，先给你敬酒”，我说我们咋成老大哥了，我们无非是老嘛，大哥应该是广州、深圳，但大家说西安当之无愧是老大哥，因为有文化，这个让我很震惊。
常有人批判说：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这是对现实的反思。经济发展肯定会受到文化制约，如果说文化产业不能异军突起的话，我们就是个瘸子。

120亿的秘密

《问》：文化体制改革后，政府、资本以及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段先念：地方政府是从婆婆变成阿姨，资本第一次处于主导地位，文化资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珍贵。现在大家都在抢资源。
《问》：大明宫遗址公园投资120亿元，这里面投入收益的秘密是什么？
段先念：大明宫区域总共是16.16平方公里，但遗址这块只有3.5公里。文化遗产要求周围要同步改造，120亿的投入把周围升值了，周围这些地都是曲江的。很多城市领导来西安考察，提出要见我，但其实我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如果其他城市领导像我们西安市的领导对我们这么大方，给这样的平台，把那些行政制约和体制性障碍都消除了，让他一心一意搞发展，我觉得也可以做到。
比如，大明宫地区的社会稳定涉及三个区，非常复杂，假如把上访等社会问题都交给我们处理，我们就拖死了。我们的长处在于融资，在于招商引资，在于设计、建设，把它做成世界一流的项目。所以关键是政府要把利益机制处理好。
对于西安文化产业，我的总结是三句话：“以遗产为内容进行创意，以旅游为目的板块发展，以曲江为核心向外辐射。” 今后西安市凡是文化遗产都会交给我们。市委市政府的这种发展思路已经明朗了。
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行政创新，其他地方还是条块分割，我们西安这一点走的相对前一点。

曲江管委会是“城市文化运营商”
《问》：现在看起来曲江模式还是城市运营的概念，有人说你是“地产市长”、“红顶商人”。你个人认为呢？
段先念：好多人问，为什么西安会出现领先全国的曲江现象，我觉得是将我将过去城市运营经验用到了文化领域。
但将我视为房地产商是错误的，房地产商运作的是一个一个项目，城市运营商是把这个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和其他的市政设施配套，综合考虑，综合运作，综合运营。我现在是在进行文化运营，把各种资源，人力资源，政府资源，资本资源，银行资源，综合利用。我现在可以叫“城市文化运营商”，曲江新区管委会也是。
过去，每个文化单位都没把自己的文化工作做好，这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一个项目，旅游局管，林业局管，文物局管，宗教局也管，条块分割很严重。大家都来分票，越分越惨，有了曲江这样一个城市文化运营商以后，大家利益都可以一块考虑，我统一来，你们退出来，我保证你们的利益。我们把这个基础大幅度的提升，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利益都比过去高了。过去他们任何一家不具备这个运营的条件。
政府赋予我们这个职能，我们才能把各种资源，各种政府职能统筹考虑。这又是一种行政创新，文化改革改到后面，行政体制也要跟着改。

曲江能否复制
《问》：曲江这种行政的创新，有没有可能推行到其他地方？我们现在感觉曲江模式一个是因为你之前运营城市的经验，更因为市委市政府2002年时对你的授权，这是源头。不是每个城市都有段先念，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西安这样的领导。
段先念：曲江模式不是因为有了段先念，而是因为西安的这种开发区的模式。西安是新旧分治，新区采用开发区模式。因为开发区模式，才有段先念，我这个人到了其他城市，就不会显得我有能力，连我自己也不认为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曲江可以复制，前提是领导人设计一种能有效发挥人才价值的架构，或者行政资源的组合。就是要敢于善于打破权力的条块分割现象，把这一片的权力都授权给他。 我们也经过了艰难的过程，过去两任西安市委书记都说过一句话：“我们要斩断一切伸向开发区的黑手”。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像有点过了，但是站在那个时候，不这样说不行。
我们开发区是个什么概念，是非驴非马，是驴和马的杂交，是骡子，它没有政协人大，没有法院检察院，农村是由当地政府管的，社会事务都是由当地政府管，是一个纯粹的经济体，集中拥有市一级的经济权限。
现在大家看到西安的变化，几个新区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因此现在说授权比较容易。拿雁塔区来讲，雁塔区本来是最大的区，结果西边给高新区划走一点，东边给曲江新区划走一点，东边给浐灞新区划走了一点，把它的2/3还多都划走了，就剩下50个平方公里核心区。再早之前，要是简单的划的话，一个街道办事处就让你没办法弄了。现在我们利益问题解决了，比如雁塔区，曲江来源其原境内的税收分他们一半，他们一年的税收是20亿，光我们给它贡献7、8个亿；他们要招商引资的任务，我也帮助他们完成，互通有无；还比如我们创造的GDP记在雁塔区下，我们做得越大，他的话语权就越大。这样雁塔区就会支持。

国家应考虑文化补偿

《问》：曲江的项目拆迁都很快，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拆迁标准高，比如大明宫120亿投资，90亿投到拆迁上。你们是为速度而提高标准的吗？
段先念：大明宫原来是棚户区，但补偿是全市最高的，当时也有领导说，即便按照房价最高区域曲江的标准，也就是五六十个亿，为什么要把标准突然拉这么高，这样其他区工作不好做。 我当时说，你们光看见这一次补偿了，你没看到这个地方的群众，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现在，都没有外边人住得好。政府总是说这里是遗址，不许盖房子，不许打井，他们牺牲了几十年，保护了文化遗产。三口之家几个平方米，15平方米住三代人，其他地方人经历过吗？你们过的什么日子，他们过的什么日子？今天的补偿，是对他们几十年的补偿。这样一说大家都能理解了。这次拆迁，我们也把他们的社保问题全部解决了。 就像我们说的生态补偿一样，这是一种文化补偿，这是应该的。
比如大明宫如果按照原来样子继续下去，不可能说周围的都是高楼大厦，大家住成洋房了，我们还让这里的村民继续住棚户区，你看他们几十户用一个土厕所，一大早就要去排队，很可怜的。他们只能在遗址上去挖，挖地基，盖上二层、三层、四层，盖得越高，地基越来越深，遗址就破坏掉了，谁来负责呢？

这不是“政府公司化”
《问》：我们注意到一些政府部门都不叫曲江管委会了，而叫“曲江团队”，这个概念让人感觉很类似于公司，有人说，这是不是政府公司化色彩太重了？为什么曲江做了这么多事情，对您有这么多争议，因为大家觉得段先念是副市长，就应该好好的当官，但他又做了很多城市运营这种企业干的事情。您对政府公司化，特别是曲江的角色，是怎样理解的？
段先念：这不是政府公司化，我们是在用市场经济的思维、运作公司的理念，来运作曲江这个具有政府职能的一个事业单位。曲江是市政府派出机构，事业编制，企业管理。这是我们成功的地方。
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缺少中间人，我们这个环节既是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缓冲器，又是个加速器。
举个例子，按照原来的政府机构运作方式，一个企业你要办成一件事情，要盖多少个章，你就跑吧，往往跑下来就是一年，甚至两年。在我们这里，一个星期就好了，因为各部门把权力都授予了我们，我们一栋楼办公，一个章子管到底。这种制度恰好是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软环境。
我们就是幼儿园的阿姨。政府就应该像幼儿园一样，等在企业旁边让它孵化，给它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去成长。
政府公司化的前提是什么？公司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利润最大化，可是曲江管委会要做的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要我们所有的入驻企业利润最大化，我们自己不是最大化，我们自己是最小化。
我们把我们的财政收入其中一部分不要回报地用到文化企业中去，去年就投入了2个亿，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去年省里同类扶持资金只有4000万，西安市是3000万。我们还有风险投资公司每年10亿风投，担保公司每年20亿担保，支持文化企业，这在全国所有的文化基地，文化园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风投、担保公司都是用财政的钱成立的。
所以，在曲江，文化产业金融环境是最好的，这显然不是一般公司能做到的。因此，我们把公司的思维应用到政府机构，但是我们并不像公司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实际上，我们每年的城市增值收入全部返回给城市。他们说我是“红顶商人”，我现在还兼任陕西省文化投资集团董事长，这个董事长是省委认定的，让我在公司初期当董事长是为了让公司发展快一点，走向正规以后，我就会退出来。



陕文投步入正轨我就要退出
《问》：陕西文化投资集团是一个正厅级单位，级别比曲江更高，一定要退出吗？
段先念：要退出。因为它是个公司，我是官员。其实，这还是个体制的障碍，假如说这个公司没有级别，他就不能吸引那么多的优秀文化人才加盟，就失去了成立的意义——快速吸纳人才，带动全省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公司到各个地市发展，假如没有级别，能跟市长对话吗？没办法！
所以，无论是公司级别，还是我个人担任董事长，都是为了发展的需要。这个事情的对错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一定要强调政企分开，但是事物总有一个发展周期。在某些特殊时期，政企不分反而能够提高效率，当然走上正规以后就应该改变了。
《问》：为什么大家对政府公司化很反感，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把追求利润作为第一位，如果曲江让入区企业、让城市建设利益最大化，那么就区别开了。作为上级的西安市政府对曲江财政有没有上缴要求呢？
段先念：你想，大明宫投资了120个亿，把城市提升了，几千亩地不收门票谁都可以去，这不是回馈于社会吗？曲江遗址公园我花了20个亿，没有围墙，如果作为企业会这么做吗？
如果是企业，就一级一级要上交了，但西安市政府从不问我们要钱，我们每一年的财政都是要反馈给社会的。我们财政一结余，立马就给企业、纳税人了。
大家就有误解，问曲江挣了这么多钱，跑哪儿去了？如果这个钱既没有上交，也没有私分，而是反馈给社会，我们就不是一个企业了。
必须有公司的理念，否则我们不会有今天的成果。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
《问》：谁应该是文化产业的主导者？
段先念：懂经营、会管理的文化人，懂文化、善经营的企业家。像曲江的大型文化投资集团就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机构。
《问》：“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观念对很多地方影响持续深远，您怎么看待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段先念：没有文化的经济是愚蠢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不可以持续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文化产业发展阶段制约着经济发展的方式，质量和速度。
现在回头看，改革开放初期的万元户到哪去了？如果说我们把80年代的万元户现在去一个一个考察的话，发现可持续能力没有。只有文化和经济嫁接，融为一体，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曲江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