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5北京-敦煌的直航班机，20:30到达，再乘车前往距机场13公里的莫高窟，这是记者探访莫高窟的路径，全程不到5小时。
而在日本著名敦煌学家东山健吾的回忆中，1957年7月他从北京到敦煌的行程却是整整一个星期，4天的火车从北京到达玉门，接着换乘“把卡车的木质货箱改造成有车窗车厢”的长途汽车颠簸两天。再久远一点，1911年，国外前来探险掠宝者的记载中，单单从兰州到敦煌就用了54天。
在近80岁高龄的范华老人记忆中，保留着他所见过最原生态的莫高窟，他算是常书鸿先生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初到这里只是个不到20岁的孩子，“什么都没有，连过河的桥都没有”，“住的是中寺，原来道士居住的地方”，“大泉河的碱水，最开始喝常会拉肚子……”1943年常先生暂别莫高窟寻求援助的时候，两年里，范华和泥瓦匠窦占彪看守着这片荒漠中的奇迹。那是1945年，范华记得，没过多久，解放战争开始，河西一带驻扎的是马步芳的军队和中央军的溃兵，常书鸿领着他的弟子们和自愿赶来的村民，一次次击退了掠夺者，以一种近乎传奇的方式，在那个特殊年代完成了对莫高窟的护卫。
莫高窟距离敦煌市25公里，这段距离在现代交通工具的衔接下距离极短，但在交通便捷以前，却足以让这里成为与敦煌隔绝的荒漠所在。从敦煌前往莫高窟的途中，起初还有棉花地和麦田，但一到延绵的戈壁滩上就再没有居住的痕迹，惟一与人相关的，是散布着的一片片坟场。为配合莫高窟保护周边环境整治进行的坟场迁移已从今年陆续开始，或许再过一段时间，这里就将看不到这样的荒凉。
不知该庆幸还是遗憾，这种地缘隔绝和极端干燥的气候，让历史的遗迹得以保留。
现在的敦煌，便利的航班和不断提速的铁路，缩短的不仅是现实距离，更包括人们对敦煌的心理距离。机场建于80年代，扩建于2002年，虽然火车依旧只能到达柳园，距离敦煌尚有130公里，但发达的出租车和长途公共汽车交通，也让这段距离缩短为两小时。
延续中的“非物质”生存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病害”，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对她和研究院的同事们来说，这700多个洞窟就像是自己的孩子，“这是整个世界的宝藏，担子交在我身上是很重，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缩，研究院200多号人，他们需要我。”
1963年，北大考古系毕业的樊锦诗放弃北京考古所的工作机会，来到莫高窟，那时还是敦煌保护研究所，全所就一部手摇电话。从敦煌到莫高窟只有在东大桥拦截过路车辆，让他们顺路捎带一截。1965年，分配到武汉大学的彭金章第一次来敦煌看望女友樊锦诗的时候，沿途感觉到的是荒凉，借宿柳园的小旅馆，没有水，每人只给小半盆水，“刷牙洗脸全都靠它了”。给所里打电话，时任所长常书鸿特意给七里镇的部队打电话，给彭金章要了辆专车，“到了山上，一听到车响，全所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那时候，也就是几十个人，在中寺旁搭起一溜简陋的平房，大家就那么挤着住，没有电，点煤油灯，喝“苦水”，早饭就是风干的馒头。彭老师记忆中最艰苦的时候是1968年，他们的长子出生时，他挑着两大筐东西:小孩的奶嘴、尿布、衣服，以及红枣鸡蛋红糖……都是家中老人为小孩出生专门筹集的稀罕物品，从武汉辗转来到敦煌。孩子是在医院出生的，“看到孩子，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他都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身子什么衣服都没有”。
此后依旧是分隔两地，孩子小时候送回河北老家寄养，到念书的年纪回到父亲身边，彭老师还肩负起母亲的责任，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樊锦诗欠家庭、欠丈夫、欠孩子”。当年毕业的时候，两人约定是3年之后，也就是1966年，樊锦诗换工作，离开莫高窟调往武汉。而20年后，1986年，彭金章却放弃他在武汉大学一手创办的考古系，调往敦煌研究院。
类似的故事在敦煌研究院还有很多，大半在这里扎根的人都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两难，虽然从70年代至今，研究院的物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新修了有太阳能热水器的宿舍楼，电和饮用水已经完全正常，但相比外界，依旧只能用物质条件简单得近乎匮乏来形容。用现代社会的物欲观点来衡量，研究院这群人就会显得“怪得很难理解”，随便找个人问问，很可能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送出国培训的绝大多数都会回来，接待部讲解员丁淑芳从日本培训回来的时候是2002年，不是没有留在日本的机会，只是她一直惦念在心的是彭金章老师曾经戏言般的嘱托:“我们培养的人要是‘永久’牌的，可不能是‘飞鸽’牌的。”
敦煌研究院是现在的莫高窟管理和保护单位，成立于1984年，也是莫高窟保护史上的第三次更迭，与常书鸿和段文杰时代相比，樊锦诗时代的敦煌保护是传承也是更新。被延续下来的，是敦煌学研究的专业和投入，而被更新的，是石窟保护的全新挑战。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格意义上的高素质文物保护和研究单位，现有编制人员271人，其中科研（专业）人员169人，占职工人数的66%，这样的人员比例，和常书鸿时代开始的莫高窟保护其实也是割裂不断的延续。
归属权背后的利益之争
如果说低物欲的生存方式，不过是面对城市发展诱惑的一种个人选择，那么敦煌研究院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在敦煌市重新定位过程中的选择就更为复杂和艰难。
研究院文物保护所所长王旭东清晰记得，1998年左右，全国“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一片热潮的时候，“丝路敦煌”概念下的组合方式，自然要将莫高窟作为首选归并进来。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
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会相当强调当时的立场，“这是文物保护单位与旅游管理单位本质上的差异”。樊锦诗坦言，她也明白压力最根本是来自莫高窟的门票收益，门票从最初的几角，短短几年间递增到80元，今年1月又提为100元，加上旅游人数的增长潜力，的确是让人越来越眼红。但她说:“怎么大家的目光就都只看到钱上，研究院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专业保护技术和人员投入怎么就被忽视了呢？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王旭东回忆:“当时与旅游部门的关系也很僵，不过2000年事情就慢慢平息了，加上其他省市的这种公司组建模式并不成功，事情算是暂时过去了。”
莫高窟的归属权之争算是有了定论，“但这还不算完，”樊锦诗回忆，“之后旅游局又来协商，说莫高窟保护栏（也就是游人买票后进入石窟的护栏）以内的部分由研究院全权管理，而保护栏之外没有洞窟的地方，由旅游局来经营，组建一个公司，每年按比例给研究院返还利润，保证比研究院现在的经营好。”这种类似的经营尝试在某些景点已经不是新鲜话题，但是“莫高窟不一样”，樊锦诗强调，这种方式看似简单，“但实质已经是对研究院体制的改变，作为文物单位，研究院必须是非经营性的，怎么能说变就变了呢？”
事实上，敦煌与莫高窟之间的关系，因为莫高窟保护者身份的几次沿革有了微妙差异——敦煌研究院是直属甘肃省文物局的地级单位，而敦煌市只是1987年重新组建的县级市，这种行政上的级别差异，加上研究院特别的人员构成，使这里在地缘影响随交通逐渐淡化的时候，依旧能保持与其他文物单位不一样的生存、保护和研究的观念上试图日益与国际接轨，而体制的延续和维护上依旧保持着非经营性、非市场化的“原生态模式”。截至2002年末，敦煌研究院资产合计11791万元，负债合计172万元，净资产合计11619万元。
现在，莫高窟的附加旅游事业由研究院承包给组建的美术服务公司，涉及范围除莫高餐厅和莫高山庄的经营，仅限于售卖工艺品摊位的每年2万元左右的租金。而莫高山庄被规定不得承接游客住宿服务，只是针对院方请来做学术研讨或相关事务的客人居住，而经营工艺品的商贩也不得在山上留宿，早上9点上班时候才能进来，下午5点下班时候要全部清场。
樊锦诗也承认自门票上调为80元以来，“院里的日子开始好过一点，可以腾出手来做更多的工作”。但主动的经营性变革，在这里依旧是不能触碰的雷区，她说，“不管别人怎么做，莫高窟有自己的坚持，我们看重的是长远利益。”
保护与开放的现实选择
“现在的敦煌，连种蔬菜的农民都会感觉到旅游的重要性。”敦煌市旅游局局长龚瑛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描述，他想强调的，是敦煌建立在旅游业之上的事实已经深刻触及到了敦煌的每个角落，没有人能从这种影响中割裂出来。
这个四方小城，人口不过18万（农村人口10万，城市人口4万，以及七里镇青海石油敦煌基地人口4万），自90年代末以来，每年游客数量在50万人次以上。从东头到西头的距离步行不过20分钟，横平竖直的几条主要街道上，分布的是各式各样的旅馆和招待所，隔上十几米或者几米，就有一个上档次的高级宾馆。龚瑛提供的数字，是全市仅星级饭店就有28家，在旅游旺季，可以提供的床位多达万余张，“不存在接纳不了的问题”。
敦煌旅游的特殊性还在于它是作为“丝路游”中的一个环节，据敦煌市外事办副主任蔡文彬介绍，敦煌的人均停留时间是1.6天，“流动性很大，基本以一日游为主”。而且因为气候和沿袭下来的某种惯性，敦煌旅游的淡季和旺季区分十分明显，每年5月到11月，小城会热闹得“很壮观”，而之后的12月至次年4月，只有零星散客，“如果能够适当的进行分散，让淡季也热起来，敦煌的承载量可以到达120万”，龚瑛很有自信地估算。只是在这样的旅游接纳人数之中，莫高窟依旧是敦煌的首要卖点。
但仅仅是曾经的60万人次的数字在敦煌研究院看来，已经到了目前接纳方式的承载极限，且不说单纯依赖讲解员按批次带游客讲解一个半小时参观的游览方式，在7至9月的旅游最旺季节，70人的队伍都不够轮换。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同一时段密集的游人将对洞窟壁画本身产生相当严重的影响，目前，洞窟的最大承载量研究在和美国盖蒂研究所的共同探讨之中，最准确的数字还有待研究结果。
现在研究院能提供的数字，已经证明了游客的影响不容忽视:试验检测数据表明，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会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二氧化碳是一种酸性气体，在高湿度条件下会与石青、石绿、氯铜矿、铅丹等颜料发生作用，使这些颜料变色，而人呼出的大量水汽可使壁画地仗中的可溶盐溶解向壁画面移动、累积。当洞窟内干燥时，可溶盐又在壁画颜料层上结晶，这样使颜料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同时在一定湿度条件下，壁画易产生霉菌，而霉菌生长代谢中的产物及死菌体会严重污染壁画并使颜料变色。这是千余年来，洞窟不断经受着地震和崖体结构不稳定引起的坍塌、强烈风沙的磨蚀、水的渗入等自然破坏，以及偷盗、刻画、居住、烟熏等人为破坏，加之壁画制作材料质地脆弱，许多壁画已经产生了空臌、酥碱、起甲、变色、霉菌等多种病害之外，近年来日益明显的“人祸”。
根据现有莫高窟每批人数为25人计算，如果当天的参观人数为2000人，则游客为80批，按每批游客在一个洞窟中的滞留时间为6分钟计，则一个洞窟一天的开放时间为480分钟，长达8小时，使得开放洞窟处在长期“疲劳状态”。
“文物保护真是越做越难，我现在经常会问自己，究竟怎么样才是保护好了莫高窟？”说这话的时候，樊锦诗的神情会变得很严肃，“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提案，就是为了在保护的前提实现最合理的有续利用。”而王旭东会更加强调，这个提案“不仅是要修一个建筑，它将是莫高窟管理方式的一种变革，是管理上的突破”。“其实类似的建筑1994年就有了，就是日本投资修建的文物保护陈列中心，里面有8个精美的复制洞窟，也有电子放映厅，目的就是想将游客从洞窟中吸引出来。”但因为管理上的种种原因，陈列中心形同虚设。所以对于之后的游客服务中心项目，研究院相当慎重。
而另一方面，是因为归属权以及利益分割上并不能真正与莫高窟达成共识的“大环境”，比如去年莫高窟实行的预约制，并不能得到旅行社的很好配合，缺乏共同利益诉求的规范方式似乎很难达成共识。更大程度上，因为肩负了莫高窟的管理权，敦煌研究院延续着它作为一个“守护神”的职责和使命，以自己的方式，在绝对保护第一的前提下，艰难探索。
“我承认我们在思路上也有走弯路的时候。”樊锦诗说，“我们也希望尽量减少失误，文物保护真是一点也经不起绕弯路，几千年的东西，要真是说没有就没有了，谁能担当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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