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墙虽已断断续续，很不完整，但仍是我国目前留存规模最大的都城城墙。明万历年间，大学问家顾起元对此称之“高坚甲于海内”；十六世纪中叶，曾先后3次抵达南京的意大利人利玛窦说“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 。然而，这座城市和她的十里城墙，也留下大量迄今难解的千古谜团。
城墙长长长几许
南京城墙原始长度究竟多少？600年来仅官方公布的不同数据，就达10余种之多。
1373年6月21日，当年皇家档案中记载的南京城墙长度是“周一万七百三十四丈二尺”，折合今制为34.349公里，这是南京城墙长度最早的记载。但1386年12月22日，朱元璋又下令改筑“后湖城”，长度发生了变化，档案里却没有进一步的详实记载。1516年，陈沂在《金陵古今图考》里，称其“周九十六里”，明万历本《大明会典》也沿用此说。对这个长度，先后来过南京3次的利玛窦最先对城墙长度表示怀疑，他认为：“很难确定这重城墙的全长。”于是，他用了当时南京人对他说的一个故事，来表述其长度：“两人从城的相反方向骑马相对而行，花了一整天时间才遇到一起。”
直到清初，顾炎武转引提督刘良佐统计的数据，称其长度为“五十七里五分”。这个长度，在清代很长时间里为地方官员所用，但在另一些文献中，长度还有不同的说法。到了民国时期，随着近代测绘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南京城墙在不同的文献中，长度也不一致。1945年，以航空测量摄影校正过的美国军用地图供应处的南京地图，所提供的数据为“39.500码，即23.2英里左右（约70里）”。民国年间的《中国经济志》称：南京城墙“长约34.23公里”。南京著名文博专家朱亻契先生称其“旧说长96里，实测长66.8里”。总之，南京城墙的长度始终是笔“糊涂账”。
1954年，南京拆城前测量的数据是：周长为34.36公里，若加上城门的瓮城、
台城等段，全长为37.14公里。但是，经过4年大规模拆城后，当年市建委统计的城墙周长则为33.676公里。这个数据遂沿用至今。但多年来，因这个数据获取是在拆城以后，故其科学性始终受到学界的一些质疑。如今一些拆掉的城墙地段变化很大，如再想得到更科学的长度，恐怕很难了。
城砖数量有几多
最近一本新书称：南京城墙“耗砖总数达4亿块”。要想统计南京城墙砖的“确定”数量，有几个基本概念必须考虑。其一，要知道城墙用砖的总长度。南京城墙，即便以尚待考证的“33.676公里”计算，加上宫城、皇城和外郭，有些地段城墙不用砖，而是用条石，外郭许多地段根本就没有用砖，俗称“土城头”或“土城墙”，因此，用砖的总长度是难以确定的；其二，要了解不同地段墙体的高度和厚度。现存南京城墙的高度和厚度并不统一，有时在同一地段，厚薄相差竟达一倍，高度相差也有数米之多，特别是所谓的“包山墙”，有的仅厚一皮砖，里面就是山体部分，故无法用一种统一的标准来确定高度和厚度；其三，要区分墙体内的不同填充物。有的地段城墙从里到外都是城砖，有的地段里面是碎石或碎砖，还有的地段里面是夯土层，等等。
朱元璋没有给后人留下耗费城砖的确定数字，目前在各地县志中，也未发现当年朝廷向各地方政府征派城砖数量的记载。以明初单块城砖尺寸（约数）40×20×10（厘米）计算，城墙砌体每立方米约88块城砖。但是，仅依靠这点材料，在城墙长度、高度、厚度以及墙体内部不确定的诸多因素下，是无法计算出南京城墙全部用砖的数量的。如果用“上亿”或“数亿”这样的概数来进行表述，可能相对更科学些。
块块城砖何地来
几乎所有外地游客在参观南京城墙后，都会对城砖上的铭文留下深刻印象。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城砖的来源有两种观点：其一，明初朝廷摊派各府、县烧砖任务后，由当地组织民工携带粮草在南京烧造城砖；其二，就在城砖铭文上所记的各府、县当地烧造，然后运来南京。其实，南京城砖来源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人们想象。
600年前，南京城砖的来源，如同设计图纸、用工、耗资等一样，在皇家档案中没有记载，这种“疏忽”，在西方一些国家几乎是难以理解的。好在明代南京城墙建造时，朝廷为确保城砖质量，下令制砖产地的负责官及地方组织和工匠、民夫们，均要在城砖上留下各府、州、县及自己的姓名。近年来，根据地方砖的县级标准，对应军砖的卫所、镇及朝廷工部砖等，发现城砖来源至少在200个以上。这个数据，仍然不是南京城墙砖全部来源的科学根据，因为还发现了许多没有确切地名的砖，诸如仅有纪年的砖、符号刻画砖、仅有一个字的砖等等。另外，由于当年拆城散失的砖、在现存城墙内部尚未发现的砖等，都还是个未知数。
如此众多的城砖，其产地也很复杂。近年来，在长江中下游一些地区相继发现了明初的砖窑及城砖，经考证都是明初为营造南京城墙所遗，地点大致有今天的安徽、江西、湖北和江苏等省，这结束了学界关于城砖产地的争论。但是，一些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在对一些砖窑发掘中，竟发现了其他邻近县的城砖砖文，说明当年烧造城砖，县与县之间有换工现象，并不能单纯以砖文来确定其产地。笔者在城砖中还发现了一块窑匠为“明州府”（今浙江宁波）的砖，如此看来，当年朝廷为造南京城征派城砖动用民工，其地域已超出了今天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五省，起码还有浙江。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城砖来源及产地可能还会得到补充，但由于许多未知的城砖产地将再也难以征集，南京城墙究竟使用了多少产地的砖，已成千古之谜。
孰是孰非糯米汁
在解放门8号——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大门，登上城砖砌筑的上城步道，就能看见在一段古老城墙前镶嵌在木桩上的一块黝黑色大理石，上面镌刻了“浆固明城”四字。这“浆”究竟是糯米汁还是其它什么材料？
民间传说南京城墙城砖是用糯米汁粘合的，但对此说法正史不载，野史无记。笔者在马生龙的《凤凰台记事》中查到有关这方面最早的文字记载：“筑京城，用石灰秫粥锢其外……（朱元璋）任意指一处击视，皆纯白色……”其中“秫粥”，是指一种粘高粱熬成的稀饭，也未提到糯米汁。建造南京城墙究竟有没有使用糯米，也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兴趣，他们采用各种方法，寻觅破译“密码”的锁钥：有的试图从古人笔记中寻觅蛛丝马迹，有的试图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光谱分析，还有许多外国人也在关注南京城墙的粘合材料，甚至想取其一块带到国外研究。
建造南京城墙是否采用了糯米汁？否定者引用了明初一段历史：朱元璋在公元1366年9月5日下令大规模兴建南京城垣，可在同年4月9日，他就下达了辖区内当年禁种糯米，“以塞造酒之源”，即不让民间用糯米造酒。同时，元末明初10余年的兵燹马乱，抽调大批健壮民夫充军或赴京营建，全国哪有巨量糯米汇集到南京，以供筑城之用？
而肯定者也引用了这段历史：朱元璋禁种糯米的记载，与南京城墙大规模的建造“恰巧”发生在同一年，而“禁种糯米”仅限当年，以后的整个洪武年间再也不见禁种糯米的记载；朱元璋禁种糯米，为的是“塞造酒之源”，但造酒之源绝非糯米一种，为什么对能造酒的其它粮食如麦子、稻谷、高粱、地瓜等不禁，独对糯米下了禁种令？朱元璋的禁种糯米令，是在全国尚未统一时提出的，对后来占领地的糯米以及各地造酒库存的糯米如何处置？禁种糯米令颁布后现存的糯米是造城用了，还是给人吃了？
就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际，今年初，西安一家报纸的一则消息，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文章说：最近，西安文物工作者对西安古城墙城砖的粘合物进行科学鉴定分析，认定并证实了“灰缝有糯米成分”。由于目前的西安城墙与南京城墙同为明初所建，因此，将南京城墙的粘合材料与西安这项成果进行分析对比，可能是一把破解千古之谜的钥匙。
孰优孰劣话瓮城
瓮城，是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城池争夺战的实践产物。筑造于公元1386年的南京通济、聚宝、三山等城门，其瓮城一反中国古代将瓮城设置城门外的常规，把部分瓮城设置于城门内侧，形成了中国古代瓮城中十分罕见的新形制，也为我们留下了难解之谜。
在我国古代城垣建造史上，城门的构造十分重要，它既是平时的交通要道，又是战时的攻防要塞。而后者对建造者来说，考虑的因素往往要超过前者。中国的城池建造史达千余年，经过无数次战争的考验，建造者在城门外筑以小城，多为半圆形，形成相对独立而自身完备的战略要塞，其形状似古代生活用品中的“瓮”，称之“瓮城”，对这种城门，人们现在称它为“外瓮城”，如南京现存的和平门外瓮城。而南京城垣出现了在城门内构造的小城，人们称它为“内瓮城”。
明代南京城垣的内瓮城，目前保留完整的是中华门内瓮城，也是当年朱元璋的得意之作。该城门的内瓮城最为雄伟，整个内瓮城东西宽128米，南北长129米，占地面积达16512平方米，城墙最高处为21.45米。它的南边是宽达120米的外秦淮河，为护城河，北边是28米宽的内秦淮河，为内堑。瓮城内外建有瓮洞（俗称藏兵洞）27个，可以储备战备物资和躲藏士兵，据说，在没有任何外来粮草的情况下，藏兵洞可藏兵3000人，守城可达1月之久。
朱元璋为什么在南京要建内瓮城呢？它的实战防御功能与外瓮城相比，究竟谁的作用更大呢？如果说南京的内瓮城要比外瓮城更具防御功能，为什么后来的明成祖朱棣在营建北京城时，将内城的9个城门和外城的7个城门的瓮城，均筑成外瓮城呢？为什么清代在南京增筑朝阳门（即中山门原址）瓮城时，反而筑了外瓮城呢？这无疑也是个待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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