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疾驰，山色如血。沿着笔直的公路与贺兰山并行，黄昏的光线与巨大的山影在旷野里伸展。秋风过耳，车窗外依次闪过葡萄园、果园、沙砾地，还有两旁高大的白杨，而那些在苍茫暮色里静默的是一座座高大的坟茔，与贺兰山一起，在时间之城里缓缓地与风沙潜行。现在是秋天，在西北的一隅，出银川城向西，都市的繁华不觉间已在身后，而贺兰山已在眼前，等待我这次的秘境之旅。
夜登贺兰山，远眺锋刃般的山峰与西面浩瀚的沙漠，长城与边塞蜿蜒着，明月高悬，西风呼啸，驼马嘶鸣，征人吟唱，草木萧萧，依稀传来悲凉的军中号角，征伐血泪染沙场，多少征人骨未还。是啊，边塞的秋天总是来得要早一些，总是会徒增几许肃杀的色彩。
说起贺兰山，岳飞的“踏破贺兰山阙”诗句人们是最熟悉的。但据史料记载，岳飞并未到过贺兰山一带，而他为何要写下这句诗，我想应该有另外的原因。
羸弱的宋朝，自建立起来就被游牧民族频繁骚扰，而贺兰山正是我国农耕民族和猎牧民族的交界地带，历史上曾有猃狁、姜戌、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吐蕃、党项、蒙古等民族在这里狩猎放牧，生息繁衍。这些游牧部落强大之后摆脱对宋朝的依附，于是，战争的硝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游牧民族的强悍，作战方式的灵活，使宋朝的当政者又恨又怕，踏破贺兰山阙就当然成为宋朝将军们的最大梦想了。不过，名将岳飞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实际上，在贺兰山漫长的历史里，也只有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大军踏破了贺兰山阙，征服了西夏。但这位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却用了整整22年的时间，四次亲征，直至最后一次征伐，才勉强胜出。
《骏马奔驰保边疆》，小时侯我们不知哼唱了多少遍的歌，只是当我站在南北绵延200多公里的巍巍贺兰山下，才真正领略到什么是真正的“骏马奔驰保边疆”。作为一道天然的屏障，贺兰山像一匹骏马，横亘在宁夏平原西部，同时贺兰山还是宁夏和内蒙古的界山，由乌兰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卫宁北山、银川平原相环绕。贺兰山平均海拔2000多米，最高峰3556米，兵营、关隘、烽火台、沙漠、蓝天、白云、山峰、村庄、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优美的自然风光，沿着贺兰山东麓行走和穿越，对于那些喜欢寻古幽思的漂泊者而言，应该是此生最感快乐的事了。
然而，贺兰山带给我们的并非仅仅是这些。几千年乃至数万年的沉淀里，在深邃而遥远的历史空间里，贺兰山的面纱依然犹如秘境，期待有缘人的发现。
到宁夏的游客，贺兰山岩画是必去的景点。水声潺潺，清泉一路流淌，信步之处，目光所到之处，崖壁上、石头上，尽是岩画。这些岩画最早距今已有8500多年，近至1000多年。
站在贺兰山岩画前，白云在蓝天里缓缓飘移，时间却仿佛静止了，无法说清那种神秘的感觉，你不得不去穿越时空。沧桑已远，斯人已逝，此刻，我忽然想起超载乐队的成名曲《祖先的阴影》。贺兰山岩画就仿佛是那阴影，以神秘的、寂静的、斑驳的生命印记，将我们这些后世的人隐隐笼罩。这笼罩，是历史和时间在纠葛中制造的迷雾，等雾散尽，我们沉思的面影也许会等来这种景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38年前的发现
发现贺兰山岩画的李祥石，就是这样的景象制造者。
发现敦煌石窟的是王道士，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发现秦始皇兵马俑的农民，在历史教科书上，留下的也许只是这些话“发现者：农民”；而发现贺兰山岩画的李祥石，却截然不同。他不仅“发现”了，并且成为被发现对象的研究者，成为发现者中的“佼佼者”。而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使李祥石发现了岩画，但如果他不去研究，贺兰山岩画这一历史文化遗存真正走入人们的视野至少要推后40年。
1969年初春，正值文革，20多岁的李祥石在宁夏贺兰县参加农村公社的“两教”(即社会主义教育和集体教育)试点工作，并到了写总结的时候。李祥石的总结被县委重视，并派他到基层的几个公社去检查工作。这个总结，就这样开始改变了李祥石一生的命运。这个总结，竟然成了贺兰山岩画被发现的一个引子。或许，在冥冥之中，是贺兰山岩画选中了他作为发现者。
就是在贺兰口检查工作的这天，信步游逛的李祥石在贺兰山口发现了一块突出的巨石，上面刻画了许多动物，牛、马、羊、骆驼、虎，还有一些长颈粗尾的叫不上名字的怪兽，它们动静不一，姿势各异。这块巨石当地人叫“龙口”。
再往前走，就更让李祥石奇怪了。所到之处，不管是山崖，还是石头上，都刻着画，不仅有动物的形象，还有各种各样古怪的人面像。站在这些人面像面前，虽然当时天气还很冷，李祥石还是出了一身汗。他的呼吸急促了起来，恐惧、紧张、惊讶……山风呼呼地刮着，脚下的泉水哗哗地流着，巨大的神秘感向李祥石奔袭而来，这一刻，李祥石有点眩晕了。他不知道，他眼前的这些石刻画，就是不知多少学者和专家梦寐以求的东西：岩画。当晚，李祥石向村子里的老人询问石刻画的来历，都说是爷爷的时候就有了，至于来历，他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给李祥石提供了一个信息：贺兰口还有一个李昊王(李元昊，西夏国的创立者)像。
第二天，李祥石再上贺兰口，又发现了了许多石刻画。这一次，他不仅看到了7人跳舞组舞石刻画，狩猎的石刻画，还看到了西夏李昊王出行的石刻画，画面长1米，高约60厘米，画面是两个人物，一个骑马戴官帽，威严神气，另一个拉马护驾，整幅画制作细腻，形象逼真，人物战马比例适中，可以说是雕刻精品。
面对着石刻画，李祥石脑中的疑团越来越大，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创作了这些石刻画？他们为什要这样做？这些石刻画代表着什么？与宗教是否有着密切联系？带着这些疑问，李祥石下山了。
李祥石第二次上贺兰口，是10年之后了。这10年之中，李祥石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那些石刻画，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阴山岩画的文章，与自己所发现的石刻画对比印证后，李祥石确定它们就是岩画。但是这个过程太漫长了。这次上山，李祥石痛惜地看到，由于“农业学大寨”引水修渠，“龙口”和李昊王出行的岩画都被破坏和炸掉了。站在 “龙口”旁边，李祥石感到自己应该加快速度对岩画进行保护和研究。就这样，李祥石从一个发现者到成为研究岩画的学者之路开始了。而那时，他还只是县爱卫会的一个普通职工。
1984年，经过李祥石的努力，宁夏日报、宁夏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相继对贺兰山岩画进行了报道。自此，贺兰山岩画上开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因为在研究岩画取得的成就，李祥石也成为国际岩画委员会委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现为北方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研究员。
随后的几十年间，李祥石克服种种困难，在贺兰山东麓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古代岩画。这些岩画它记录了远古人类在3000年前至10000年前放牧、狩猎、祭祀、争战、娱舞、交媾等生活场景，以及羊、牛、马、驼、虎、豹等多种动物图案和抽象符号，揭示了原始氏族部落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是研究中国人类文化史、宗教史、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
而李祥石发现的那幅人面像岩画，则是贺兰山岩画最有代表性的“太阳神”。这幅太阳神岩画是贺兰山岩画中的精品，它磨刻在距地面40余米处的石壁上，头部有放射形线条，面部呈圆形，重环双眼，长有睫毛，炯炯有神，看上去很威武。这就是古代游牧民族心目中的“太阳神”。岩画研究学者说，在远古时代，人们把畜牧的丰收、水草的丰茂，都归功于苍天的恩赐；而年景不好，缺吃少穿，则认为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太阳高居天体之上，主宰万物，所以人们特别信仰太阳，便把太阳人格化，刻画成现在这个样子，表示对太阳的崇拜。也有人说这是古代部落首领的头像，一些有功于氏族部落的首领也往往会被刻在石壁上，成为人们崇拜、祭祀的对象。
但是就在岩画研究学者们对此争论不休时，有人提出了更为大胆的假设。
贺兰山=不周山？
“贺兰山岩画是解读史前文明的金钥匙。”2004年，69岁的历史学研究员高嵩向世人拿出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和以前岩画学者不同的是，这位曾经担任过三届中国敦煌学会理事、以唐明皇和杨贵妃为主人公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马嵬驿》一举摘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的老作家一改大多岩画学者对岩画是画的表面研究，独辟蹊径，用岩画是文字的另类方法去研究岩画，根据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开始重新对岩画进行研究。
目前高嵩已经解读出100多幅岩画约200个字。高嵩据此认为，岩画并不仅仅是先人刻在岩石上的画，而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字，是中华民族先民在怀着对古代列帝的崇拜和祭祀的神圣激情，在长达3000年时间里完成的初期汉字的物像化造型。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考证，高嵩先生提出了他的大胆设想：第一，远古华族帝谱 (古文献资料对上古时代神话传说人物的称谓)上限在一万年前，下限在7000多年前。从下限到夏朝建立还有2000年，而禹这个人物我们可以在这2000多年的历史故事中找到他；第二，岩画是一部 “石书”。远在7000多年前，伟大的汉字就已经进入普遍的实用期，而现在甲骨文是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文字，距今才有3800多年的历史，如果最后得到确认，岩画这部“石书”将把中国文字的历史再向前推进将近3000多年!第三，周族(历史上的西周)的起源其实在贺兰山下，而并非在陕西岐山一带，而远古的贺兰山文化就是《山海经》里提到不周山文化！
通过对宁夏的岩画以及国内外的岩画进行研究考证，高嵩先生还认为，岩画与巨石文化有同步性。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及地中海地区、欧洲、南北美洲在7000年前都有贺兰山文化传播给它们，并给它们的古文化铺了底。而埃及金字塔是尧的祭坛，狮身人面像是守坛的共工，它面向东方，是面向故乡。
高嵩先生把自己的发现定名为华不注文化(也叫做华不注文明，是高嵩先生通过岩画文字研究依据其共性命名的)。而且，这个文化的主要产生地区是在宁夏贺兰山一带，高嵩先生对记者说，曾有西方人怀疑一万多年前有个先进文化，后来消失了，他认为这个文化就在宁夏的贺兰山一带。
高嵩先生的这个假设，如果成立，通俗一点讲，就是说，我们少年时代所迷恋的那些神话，比如女娲补天、共工怒撞不周山事，就发生在贺兰山。高嵩先生对笔者讲，他甚至已经考证出了女娲补天的具体地点。就在贺兰山的最高峰，即海拔3556米的沙锅洲，而这最高峰，只有少数“驴”友攀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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