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庄严深重，宜于
朝阳中瞻仰；颐和园的和风丽日，却适宜午后懒散。
波光似烂银一般的
昆明湖，占了四分之三的面积，水面上脚划船慢悠悠的荡着，时有水鸟起落。从湖上望去，万寿山上和湖畔的各式宫殿，掩映在满枝黄叶或依然苍翠的树木中，只有高翘的屋檐和金黄色琉璃瓦十分醒目，告诉人们这里曾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
颐和园的前身为万寿山清漪园，与
香山的静宜园、
玉泉山的静明园以及圆明园和畅春园并称“三山五园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抢掠并焚烧了圆明园乃至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的宫殿。1888年，慈禧太后不惜挪用军费，耗损国库，修复清漪园并改名为颐和园。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颐和园遭到侵略者大肆劫掠破坏。新中国成立后，颐和园成了人民的公园，昆明湖清淤，万寿山造林，并且兴建了明清风格的街巷，将民间的场景也浓缩在里面，皇家园林的气息渐远。不过早先的规制还在，让人游玩之余作一谈资。
从颐和园的正门东宫门进来，宫门共为五扇，
三明两暗。正中设三个门洞，中门叫御路门，以前是慈禧太后和皇帝、皇后专用；两旁门洞供王公大臣出入；太监及差役只能走两边的罩门。偌大的园林在当年有2000多间宫殿，而门楼、宝塔、亭阁、画舫、雕塑也不胜枚举。其中最主要的是仁寿殿，初建于乾隆时，光绪时重建。 殿内陈设有紫檀木雕成的九龙宝座，座后挂孔雀羽毛编的掌扇和刻有二百余个不同字体的“寿”字屏风。大殿内南北两端各有暖阁，暖阁壁上悬挂有一巨大的寿字，写在绘有蝙蝠和彩云的图案上，名为"百蝠捧寿"。 殿阁中善于寓意的彩绘和建筑小品，无不突出万寿无疆的意思，同时也便充满垂暮景色。这不只是慈禧的暮年，也是清王朝的暮年。
而令我念念在心的是，园中不但有专门礼佛的殿堂，还有随处可见的释迦牟尼佛与
观音像，甚至偶尔还有圣母抱婴一类的基督教教义画。在江山飘摇的时刻，回天无力的统治者分明在向冥冥之中祈祷。
二
佛教、藏传佛教与基督教的因素渗透在颐和园。帝后们尽管参不透奥义，却有了精神上的寄托，对兴替有了一个解释。
佛在中国也很久了。
外来文化对中国最有影响的，首属古印度的佛教。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完成天下一统，“车同轨，字同文”。汉王朝426年间，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阐述经典，构建了全国性的主流文化。但到东汉末年，国家动乱导致儒家文化的分崩离析，又因为大批印度高僧来华传法，佛教的影响就已经很大，王公贵族中有许多人礼佛。尤其在两晋南北朝时，佛教俨然登堂入室，各地寺院林立，士大夫以讲道谈玄为荣，其声势甚至超过儒学。所谓“百代王孙争供养，六朝天子递修鲜。”
唐朝的长安也是一片梵音，宝刹巍峨，如慈恩寺、西明寺、
香积寺等，在史书和传奇小说中多有出现。皇帝热衷于迎佛骨，《杜阳杂编》里说是万人空巷，成为一年中最隆重的活动。僧人受紫锡、国师封号的不在少数，唐玄装以皇弟身份万里西游，朝祖庭，取真经。
当时，儒家文化代表韩愈鉴于崇佛对传统文化和国家政治带来干扰，写下名篇《谏迎佛骨表》，义正词严，情真意切，却因此遭贬潮洲。宋明两代虽有儒家奋起反击，创立理学，以儒家统率、融合佛道两教的合理成分，亦有成效，但佛教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还是顽强地生存发展。清朝廷也是信奉佛教的，顺治帝连皇位也不顾，出家为僧，西太后晚期也笃信不疑。不但中原佛教发扬光大，四大名山的寺院屡加修葺。就连原流传于西藏、青海、蒙古的喇嘛教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其法师经常出入朝中讲经弘法。喇嘛教的塑像、法器、旗幡和仪式，都与众不同，这些标记频频出现在颐和园宫殿的绘画或其他地方。
更有意思的是，《圣经》描绘基督传道的图画与十字架，也出现于宫廷之中。西方人的上帝也乘风而来。在十八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在京城已不罕见，一些传教士掌握了西医、天文地理、数学、建筑技术，颇得欢迎，有的与皇室都有亲密关系。圆明园的设计，就很大程度上依赖欧洲来的传教士，著名的大水法和西洋楼堪称一绝。由此可见，基督教的传播在当时不但合法，而且信众不少。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举的旗帜是“扶清灭洋”，矛头所指就是教堂和传教士，倘若基督教不是一种新生的强大势力，决不会成为引发暴力的主要目标。
午后在颐和园里闲逛，边逛边胡思乱想，累了的话，可以躺在小船上。这是一个惬意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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