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曾是多年来一个神圣的名字，这简单的两个汉字，承载着其建城几百年来的历史风雨、往昔沉积。在异域人的眼中皇城北京和首都北京也最能传达给世界这个远古的和未来的“中央大国”所具有的历史、人文、民情及时代信息。在2006年的夏秋之交，终有机会花数天时间近距离地体验这座千万人口泱泱都城的脉搏呼吸。
从穗到京之后对北京城市总体的第一印象就是地域广袤、楼距开阔、道路宽敞。这是相对于上海、广州的显著特点——于此两地老城区的建筑开发已经达到见缝插针的地步，只有在城市的新区比如浦东、番禺才会有如此宽阔的城市空间感。另一个不同就是新建筑的层高都不高但体量不小地块面积很大。有一天晚上我特意乘车在三环上兜了一整圈，真切地感受到北京城建铺摊的规模。有人形容北京城现在随着环城路的环环外扩就象一个比萨饼由6寸到9寸再到12寸不断地越摊越大，这也是北京相对于上海、广州所拥有的天然优势——这两个城市地域外扩发展的空间已经受到周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同样高速发展的制约，而北京就没有这个问题。
北京的这种城建尺寸让初到此地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到国都的气势和城市的宏大。说实话，相对于上海和广州，站在北京的街道上，抬头可以望见更多的云天，也可以更明显地享受到风的穿流。
对于北京城的建筑规划得失我留意耳闻阅知过许多。最经典的事件就是建国初期梁思成上书中央要求原样保留北京老城然后另外择地兴建新城行使首都政治行政经济等功能，这在国外是有过先例的例如巴黎。但是他的方案被否决了，原因是国家百废待兴、财力有限，只能在老北京的基础上兴建新城市。于是旧的城墙被拆掉了，天安门前的广场及周围被重建了……等等，新的北京渐渐地替代老的北京。梁思成心有不甘不停寻找各种机会向上表达他的思路，最终让他和以他为代表的一帮规划、古建专家在随后而来的各种运动中吃尽了苦头。
可能就在梁思成因此受到责难并被改造灵魂深处的同时，在地球另一面的古巴由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建立了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卡斯特罗在哈瓦那没有去改动前政府留下的城区，而是在旁边建了一个新城。即使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他的新城也难说现代，但他完完整整地保留了老城。相对于北京，这是一个后例，而此时北京的城市规划趋向已经不可逆转了。
在2005年9月14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有一篇专题文章《寻找国家大道》，文中对梁思成的学生、现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进行了专访。他对于天安门广场的重建依然是耿耿于怀——无庸置疑他的老师当年也是如此。罗会长告诉记者，天安门广场原来是一个“T”字型广场，形成于明代，又名“天街”。广场两侧宫墙之外，明代时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钦天监、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衙署；清代袭之，仍为权力机构所在地。这些中央行政机构通过天街与皇城、紫禁城连为一体，象征着皇帝拥有最高权力。广场南端为中华门，门内东西两侧沿宫墙之内一丈多远，建有联檐通脊、黄瓦红柱、带有廊檐的千步廊，东西相向各百十间，其北端分别折向东西，各34间，共有144间平房，作为存放文书档案的地方。“如果这一片古城可以留存至今，那将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历史文化名城，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罗会长对此不无惋惜，并且对现在北京依然在旧城核心区求大求新求异的建筑规划取向表示了深深的担忧和无奈的心情。“90年代东方广场在建设前期就受到了强烈质疑与反对，当时好多老专家和院士联名上书反对建东方广场，但没有成功。”参与过联名上书的罗会长告诉记者，东方广场所占地本来是划拨给外交部盖办公大楼的，没想到变成了商业用地。相较之下，2000年国家大剧院所引发的争议更为炽烈。罗会长回忆，当时有100多位专家联名上书要求重新论证国家大剧院方案，但也没有成功。
在一个无风的傍晚，我登上了北京古城中轴线的最高点——景山，向南俯望故宫。在落日的余辉返照下，一片片金黄如霞的屋面从近至远舒展地铺开直到视力的天际线，皇城浩荡，气势恢弘，。但在天际线上，可清晰地辨认出两座于此迥然有别的建筑盘踞在视线的右上角。一是人民大会堂，再就是形如巨蛋、银光闪耀的国家大剧院了。人民大会堂尚有中国传统的建筑元素，因此与故宫的视觉反差不至于过大，但我个人认为它的高度似乎高了一点，使故宫这种平铺的整体感觉产生了突变。而国家大剧院无论从形状、色调、建筑风格都与周围故宫及中南海的皇家建筑、园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犹如一艘庞大的天外飞碟降落在故宫皇城的领空。我所学专业是结构，与建筑规划似不沾边，但只从普通国民的直觉而言，对于国家大剧院能否与巴黎埃菲尔铁塔一样经过时间的洗礼后从城市异类变成城市象征的前景，我有不可避免的怀疑。可能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沉淀的差异，美籍华人贝聿铭在罗浮宫门前做的玻璃金字塔很快就得到了法兰西大众的认同，而法国人安德鲁在天安门前做的巨蛋中国人却怎么看怎么怪。
作为一个在基建系统混的人，大抵也知道许多建筑业内专家对于近年来国内大中城市日益时兴的所谓城市标志建筑和建筑设计国际招标有些看法。建筑外貌优劣的评判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城市标志建筑和建筑设计国际招标的最终结果往往体现的都是当地最高权力层的意志。在追求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外发达国家设计人标新立异的建筑方案似乎更能引起执政者的兴趣和所谓国际大都市包装形式的需要。于是在北京，除了法国人的巨蛋，我们还将看到瑞士人的鸟巢（国家体育场）、荷兰人的变形体（中央电视台新楼）。我曾辗转听闻某位建筑设计大师用一比喻来表达自己对此的看法，大意如此：荷兰人弄了一孔几十亿的怪洞，瑞士人造了一个几十亿的鸟巢，引来了一只法国鸟，在天安门广场前下了一个几十亿的巨蛋。
这位下蛋的法国人安德鲁在国内的另两大城市上海和广州皆有其手笔，也都是城市重要标志：上海是浦东机场，广州是新体育馆。而在此君执笔的巴黎戴高乐新机场出现结构塌陷事故的新闻传回国内后，着实让京沪穗三地紧张了一阵，直到有权威机构出面宣称安德鲁在国内的建筑经过严格检算证明结构是绝对安全的。对此我认为从结构专业的角度来说，随着空间结构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今任何一个建筑师灵感闪现所产生的奇思妙想通过结构大师的努力和电脑的运算都大致可以在理论上实现，无非是付出高昂的造价而已。
但很多结构专家也在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愈演愈烈的标志建筑、个性建筑除了要付出比以前多得多的经济代价外，其理论上的结构安全性是否能真正经得起各种不可预知的因素影响。比如材料品质的不稳定性，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毕竟这类建筑在空间结构形式上受建筑外形的限定都是唯一的单体，没有前例的实际数据可鉴，理论上可行的东西未必在实践中万无一失。另外我看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不提，就是此类建筑的施工时间往往受到业主的限定，大都少于合理的定额工期，由此也导致施工方在建设过程中难以保证100%地履行施工规范而造成质量隐患。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亚运工程”中工期最短的体育博物馆，当年和所有的“亚运工程”一起获得了“特别鲁班奖”，但短短的十五年之后便出现了下沉、开裂等质量问题。
信马由缰，从规划讲到施工，扯得有点远了。回过头再来看一下《中国经济时报》那篇文章《寻找国家大道》中对中国管理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张乃剑所长的采访。张乃剑认为东西长安街现在的问题是发生了功能定位的错位，出现了诸如东方广场和国家大剧院等与长安街功能不协调的超大型商务建筑，很多商业建筑甚至包括“总部基地”、金融街也在往长安街上挤，加重了长安街原有的功能负担，统一的风格被撕裂。商业行政中心区和商务中心区的积聚不仅造成原有民族建筑被破坏，而且超负荷的人口对长安街的承载能力形成很大压力，导致交通拥堵——相同的道理，这也是北京旧城核心区甚至国内其他大城市老城区经常产生交通堵塞的根源所在，我认为。
有一天晚上在街上闲逛的时候，我发现了皇城根公园：一处旧城墙基础的遗址，已经被完善地保护起来，建了一个下沉式的广场可以让人近距离地去触摸这些历史的痕迹。很多事情的改变是无法逆转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对于国民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而站在此处城墙的遗址旁时，却让我说不出感慨还是唏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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