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这些胡同历史悠久，最远的可以追溯到元朝。不仅如此，北京的胡同还数量众多，民国时统计有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时已增至2550多条。后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现在北京市有名称的胡同已达到了4000多条。北京的这些胡同散布在北京城市的各个角落，可以说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的。
皇城里的胡同大部分以内府衙署命名
如果从地理的角度分析，在皇城内紫禁城、太庙、社稷坛、景山和皇史宬内是断不会形成胡同的。皇城内最有可能形成胡同的地区，也主要就是在为皇宫服务的衙署、局、厂、库的所在地了。实际上明朝时期为皇宫服务的衙署、局、厂、库等主要集中在皇城的东北角，就是现在的景山一带。事实上皇城中胡同较为集中的地区也确是在景山地区。
景山地区这些胡同的名称也很特殊，它不像其他地方的胡同叫什么羊市、猪市，或者是可笑的狗尾巴胡同什么的，而是大都以内府衙署、局、厂、库的名字命名的。可以说景山地区集中了北京大部分的以内府衙署命名的胡同。这是因为，原来明朝的内府衙署虽然废弃了，但是衙署的名称却逐渐演绎成了街巷名称。
景山北面的黄化门街，现在我们称的黄化门实际应为黄瓦门，后来讹称为的黄化门或黄华门，1947年时才确定称为黄化门街。黄化门一带明清两代属皇城，是皇宫御用作坊及仓库集中地。街南设有制造皇帝、太子、亲王所用冠冕、龙袍的尚衣监；掌管内外奏章、督理皇城事务、管门禁、督促供应的司礼监。街北设有办造各宫用帘子、地毯等的司设监。附近还有帘子库、织染局。
黄化门街附近的帘子库胡同明代为皇宫储存帘子处，清代称帘子胡同，1949年后改称帘子库胡同。
吉安所右巷和左巷皆因吉安所得名。吉安所是明代司礼监公廨。清代宫眷薨逝后衣衾被从宫中裹出，于此殡殓。吉安所就是吉祥安葬的意思。吉安所北巷在清代称铁匠营，1965年改称吉安所北巷。
景山附近的这些胡同不光有着历史渊源，有的还隐藏着有趣的故事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古迹。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嵩祝院和有着石敢当的腊库胡同了。
寻找皇城里的嵩祝院
沿沙滩北街一直往北就是嵩祝院，嵩祝院位于皇城的东北部。整条胡同成环形状，起止皆在沙滩北街。嵩祝院一带的地名如嵩祝院北巷、西巷，皆因胡同里的嵩祝寺而得名。其实胡同中不光只有嵩祝寺一座寺院，还有智珠寺和法渊寺。但因为三寺并排而建，人们就统统都叫成了嵩祝寺。
嵩祝院在民国时称嵩祝寺，这一称谓一直沿用到1965年。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嵩祝院，“文革”中一度又叫欢心大院。“文革”后又改回嵩祝院，一直沿用至今。嵩祝院的名字叫起来很有特点，附近居民在叫嵩祝院时一般不会一板一眼地叫“嵩祝院”而是会念成“松竹院儿”，听起来有些随意。
为了找寻皇城里的嵩祝院，那一日我从沙滩北街开始了寻找的旅程。从沙滩北街往北行有百米，胡同越走越窄，快走到胡同尽头时，一排房子却挡住了我的去路，这排房子将胡同分成了东西两条岔路。究竟哪一条路是通往嵩祝院的?
正在我犹豫时，在东边的一片民房中,露出了一角重檐的殿顶。我心头不禁一阵惊喜，直觉告诉我那就是我要找的嵩祝院。走到近前才发现那座重檐四方殿被包裹在一片拥挤的红砖房中，在把口的一间砖房的墙上还用像粉笔类的东西，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大致意思是来客登记，闲人免进。在把口的另一间房的墙上，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小白牌，上面写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嵩祝寺及智珠寺。
墙上的这块小白牌明确地告诉了我，这里就是嵩祝寺和智珠寺的旧址。但实际上，我看到的这座院子不是嵩祝寺而是智珠寺。走进院内，发现在所存的殿宇之间盖了许多房屋，大殿的墙角、门前堆砌着许多杂物，整个院子显得十分拥挤，我本想给殿宇拍照留念，可是由于距离太近，竟难有一张完整的画面。
院内的大殿，经历了数百年时间的洗磨，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颜色，但是在殿顶的雕梁和斑驳的彩绘中，我依稀看到了它当年曾是何等的绚丽。据史料记载，智珠寺坐北朝南，整座寺院从山门殿至后殿共有六层殿宇。在山门外有大门及红围墙。第一层是山门殿和钟鼓楼。山门门楣有石额为“敕建智珠寺”。
第二层为天王殿，有联为“香云遍覆真如界；皓月长明自在天”，为乾隆皇帝御书。第三层为重檐四方殿，是正殿，共有三间，四周带廊；重檐攒尖顶，上为砖宝顶。第四层为后殿，殿上额为“现清净身”，联为“金粟神光照妙应；香林净域证虚明”亦为乾隆皇帝御笔。第五层为殿五间，第六层为二层楼。
可惜史料里记载的殿额和题联，现在早已找寻不到了，只剩下一间间残破的大殿，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智珠寺的山门殿、天王殿、正殿及东西配殿等殿房尚存，但现在被单位使用着。寺内其余殿堂、配房等均无存了。我在街巷里看到的重檐四方殿，就是史料里记载的智珠寺的正殿。
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嵩祝寺在三眼井之东，法渊寺在嵩祝寺东，智珠寺在嵩祝寺西。三座寺院并排而建。我现在看到的既然是智珠寺，那么嵩祝寺就应该在东边了。可是巷子的周围包围着砖墙，哪里是嵩祝寺呀？我向坐在墙角晒太阳的老者打听，“嵩祝寺在哪里呀？”“是说大庙呀？顺着这条胡同往东，绕到后头就是了。”顺着老者的指引，我沿着嵩祝院西巷绕到了嵩祝院北巷。嵩祝院北巷南面是高大的围墙，越过这道涂成朱红色的围墙，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墙内殿宇上那精美的吻兽，可是却找不到可以进去的门。
正在我一筹莫展时，终于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红漆的小门，小门旁边的墙上也有一个小白牌，写着“嵩祝寺及智珠寺”的字样。是了，这里应该就是嵩祝寺了。我试着推了推门，门没有锁。随着院门的打开，寺院里的殿堂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整座寺院的建筑高大而恢宏，院里的殿堂像是新修整的，大殿墙上朱红的油漆，颜色还是十分的鲜艳。进入嵩祝寺里，我感觉如同进了迷宫，一个套院又一个套院，好像延绵没有尽头。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寺院的规模该是多么宏大。
嵩祝寺坐北朝南，建筑规模巨大，曾有史料对此评价：其规模宏伟实非其他寺庙所可比拟。寺院建筑分三路，主要殿宇集中在中路，东路为寮房、配房、佛堂、经堂等，西路主要为喇嘛住宅。中路从山门到后楼共五层殿宇。为山门、钟鼓楼、天王殿，殿两侧有红围墙，两边各开一门通里院。
里院为正殿五间，带廊。正殿有匾为“妙明宗镜”为乾隆皇帝御书。正殿对面有一木结构砖制悬山筒瓦箍头脊建筑，上带吻兽垂兽，据说是明灯的地方。宝座殿五间，左右各有三间耳房；殿前有出厦三间。殿后有二层藏经楼，上层为格扇门窗，有坐凳栏杆，内为井口天花。
据史料记载，藏经楼上原有匾为“慧灯普照”。有联为，“碧砌瑶阶春色丽；琪花芝草日华鲜”，西侧亦有一联为：“夜梵闻三界，朝香彻九天”皆为乾隆皇帝亲题。但可惜的是现在已经见不到了。现在嵩祝寺的山门、钟鼓楼及前殿已拆，其他主要殿宇尚存。
从嵩祝寺再往东可通法渊寺。现在法渊寺只存北部少量房屋，夹杂在旁边高大的楼房中。据史料记载，法渊寺原来前后共有五层殿，依次是山门殿、天王殿、无量殿、大雄宝殿和后殿。现在仅存的建筑,我推断是其后殿。
嵩祝、智珠、法渊三寺占地极广，虽然现在大部分殿宇已经无存了，但是殿宇之间令人折服的气势,依然存在着。这三座寺庙不仅气势非凡，它们还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嵩祝、法渊、智珠三寺，在明朝时期，为番经厂、汉经厂旧址
嵩祝、法渊、智珠三寺，在明朝时期为番经厂、汉经厂旧址。明初建立番经厂是因为明成祖朱棣认为虽然番经的梵字与华文不同，但是其经文之义在戒贪恶杀，宏忍广济。番经与汉经就如海与潮一样，两者意义一样。明成祖于皇城的偏东部（今嵩祝院地区）建番经厂，取番经缮写以传后世，并将番经厂与汉经厂并列建在了一起。但自成祖后，番、汉两经厂年久疏于修葺，厂内的房屋逐渐倾毁。到明穆宗时，穆宗曾拿出帑金，命司礼监对之进行修葺，但工程尚未完成穆宗就驾崩了。神宗继位后，慈圣皇太后又下令继续将番、汉两经厂修葺完成。
明朝的番经厂主要念习西方梵呗经，并且经厂内还专门印刷喇嘛用的蒙文、藏文、天竺文经卷。番经厂内官，每遇皇帝的生日、元旦等节日，要于英华殿作佛事。作佛事时本厂内官要换上番僧的帽子，穿上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日或三昼夜。佛事的最后一日，内官有一人扮成韦驮的样子，抱杵面向北方而立。其余的人身披瑛珞，鸣锣鼓，吹海螺等乐器，赞唱经咒等。到了夜里，要在五方设佛会，立五色伞，数十人鱼贯行其间。宫中各长街设有路灯，以石为座，铜为楼，铜丝为门壁。每日晚，内府库监灌油燃灯，以便巡行。
明朝的汉经厂主要念习释家诸品经，并且经厂还专门印刷和尚用的汉文经卷。作佛事时内官的穿着打扮与僧人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没有剃度。佛事完毕后，作佛事的内官仍换回内官的衣服。
明朝灭亡后，清朝初期番经厂、汉经厂就逐渐衰落了。
到清朝，嵩祝寺是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第二世章嘉呼图克图在京的驻地
清初，蒙古准噶尔部屡次东犯，当时清朝派驻长城古北口总兵蔡元就此曾上奏朝廷，请求修复倒塌了的万里长城，用以抵挡漠北强大的蒙古族的入侵。康熙皇帝曾经感慨道：“万里经营到天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民生力，天下何曾属尔家。”这说明，康熙皇帝已经认识到万里长城并不能抵挡得住蒙古骑兵的铁蹄，那么什么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呢？那就是宗教。因此清朝政府为了援绥蒙古、西藏，就以抬高藏传佛教的地位为国策，从而大量兴建喇嘛寺院。
清初新建的藏传佛教寺院中，较为重要的就有嵩祝寺、智珠寺、法渊寺等。康熙年间，将明朝番经厂、汉经厂旧址改建成寺院，命名为嵩祝寺，作为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第二世章嘉呼图克图在京的驻地。从第二世章嘉开始，历代呼图克图（活佛）均以嵩祝寺为主要驻地。章嘉呼图克图是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其中，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和三世章嘉·若比多吉是清代影响深远的两位大活佛。
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备受康熙皇帝的尊奉。康熙四十年（1701年），蒙古各部在多伦诺尔会盟后，二世章嘉被康熙皇帝封为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受命掌管内蒙古地区的喇嘛事务。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他被康熙皇帝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掌管北京地区喇嘛教事务。雍正皇帝继位前就与二世章嘉关系密切，传说他曾将嵩祝寺赠给二世章嘉。
此后清朝皇帝一直很重视嵩祝、智珠、法渊三寺。乾隆皇帝还为寺亲自题写了多处匾额。到民国时寺内还成立了佛教同愿会，章嘉任会长。此后寺又做过蒙旗宜化使公署。解放后，据居住在这里的老居民说，这里曾经是盲人工厂。后来又成了东风电视机厂的所在地。1984年嵩祝寺及智珠寺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有石敢当的腊库胡同住过许多名人
从嵩祝院北巷再往北，有一条南北向的胡同叫腊库胡同。明朝时，腊库胡同是内府供应库的蜡库衙门地所在地。蜡库衙门掌管着皇宫里使用的宫蜡。皇宫里使用的宫蜡和一般的蜡烛不同，它是用一种树上生的昆虫分泌出来的物质炼制而成的，故又叫“虫蜡”。皇宫里宫蜡的蜡源也是非比寻常的，不是哪里的虫蜡都可以做成宫蜡，而是要用四川进贡的白蜡和广东进贡的黄蜡炼制而成。蜡库衙门里的太监每天负责将这些制好的宫蜡按时供应皇宫使用。腊库胡同对面的铁匠营胡同就是专门制作制蜡模具的地方。
不过腊库胡同里最吸引人的还不是宫蜡，而是胡同里被附近老居民称为石敢当的那块石头。早先我就听老人讲腊库胡同里有一个石敢当，不过我没有见过。那天为了找寻这块石头，我从嵩祝院北巷转到了腊库胡同，胡同里蜿蜒曲折岔口很多，我几乎走遍了胡同的每一个角落，可就是没有找到这块石头。
我向胡同里的人打听石敢当，可是却没人知道。在我就要放弃的时候，终于有个老奶奶说：“石敢当是不是就是立在墙角的那块石头呀，我知道。”在老奶奶的指引下，在腊库胡同通往东板桥大街的胡同西口，把口的一座民宅的墙角，我发现了立在那里的一块一尺来高，刻着古怪花纹的石头。老奶奶告诉我这就是石敢当。由于石头的年代久远，我已经看不出它上面刻的是什么样的花纹了，但是像这样古怪的花纹我的确是第一次见。
石敢当是民间的驱邪镇宅之物，一般是用石料雕刻上兽头等形状，安置在宅门上或街巷入口处。有关石敢当起源的传说在民间有许多。在一个民间传说中，石敢当的起源竟还与黄帝有关。传说当年黄帝与蚩尤大战，蚩尤不但十分强悍，而且猖狂之极，他竟然登上泰山大呼：“天下有谁敢当？”女娲听后很气愤，投下一块泰山石，喝道：“泰山石敢当！”蚩尤仓皇落败。于是黄帝借此机会就遍刻“泰山石敢当”的字样，以此震慑蚩尤，最终将蚩尤打败了。而在另一个民间传说中，石敢当又被描绘成一位善良、勇敢、力大无比的勇士，他到处降妖伏魔、治病救人。后来家家户户就将石敢当的名字或砌于墙上、或立于街口、或置于房顶，使鬼祟见之不敢接近。但是不管石敢当的起源到底怎样，实际上它已经成为老百姓的保护神，或者说是降妖辟邪、保平安的一种象征。
有了石敢当镇守的腊库胡同，的确是一块福地。曲折狭窄的胡同里曾经居住过不少名人。享誉诗坛的浪漫才子徐志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读书时，就选择了腊库胡同作为他的寓所。还有革命先驱高君宇，也曾经在腊库胡同里居住过。在著名文学作品《青春之歌》中也曾多次提到过腊库胡同。此外解放战争平津战役期间地下党的电台也曾设在腊库胡同里……
景山周围的胡同中，其实还有着更多有趣的故事和鲜为人知的古迹，等待着我们去寻找。
历史文化背景 明代北京的皇城内没有胡同
在北京胡同形成的过程中，在明代北京的皇城内竟没有胡同的存在，这的确是让人十分惊讶的。究其原因，原来明朝时，皇城与紫禁城同为宫闱禁地，平民百姓不能涉足其中。因此在明朝皇城中只有紫禁城、太庙、社稷坛和以开掘紫禁城护城河和南海之土建成的景山（万岁山）、皇史宬以及为皇宫服务的衙署、局、厂、库等，这些地方是没有任何平民百姓居住的，自然也就难以形成胡同了。
皇城中胡同形成的时间大致在清代乾隆年间前后。这主要是因为清朝初期，清廷以明朝宦官之祸为戒，收缩了内官署，将明朝的大部分内府衙署、局、厂、库等裁减。如将带有危险性的火药局裁撤等。清初时，又在内城实行八旗驻防制，将汉族人强迫迁往外城，使得内城之内的皇城更是防卫森严。但是到了乾隆时期，皇城的禁律逐步放松。皇城中的许多通道已被开放，形成了街巷。从乾隆十五年的《京城全图》中可以看到皇城内已经形成了胡同。因此景山地区的胡同主要集中形成于清代以后。而在清代以前，景山地区没有胡同的存在。
明朝的皇城是在元大都旧皇城的基础上稍向南移而建成的。皇城区域到了清代相沿未改。如果从今天的地理位置来看明清时期的皇城应是在天安门广场南部东西一线以北，地安门东西一线以南，东皇城根南北一线以西，西皇城根南北一线以东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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