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没有闹钟，去学校就靠看天色或听鸡鸣掌握时间，若是遇到天阴下雨，免不了要迟到；若是碰到了“周扒皮半夜鸡叫”，那就要苦苦等上几个小时。我的学校在老君山下的一个山丘上，早早到校，夏秋倒不要紧，仗着朦胧的夜色，那课文也就倒背如流了，可是到了冬春，寒风刺骨，待时如年，淋漓地感受文革时代的“风霜雪雨”。
一次，爷爷发工资，我软磨硬缠了好几天，要的十元钱，打算买个闹钟，结束“日出即作，日落即息”这种原始的计时方式。文革时代，老君山下的村子，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天才挣得八分钱，十元钱确需他们半年的积攒，记得那时我的学校也就只有一个闹钟，当我即将拥有一个闹钟的时候，试想会是多么兴奋。可我拿着十元钱来到百货店，闹钟却要十五元，在那短缺经济的年代，是容不得你讨价还价的，我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从这以后，我的初中、高中时期依然延续那种“日出即作，日落即息”原始的计时方式，意想不到的是我却练就了用生物钟把握时间的技巧，当我即将休息时，只要我暗示自己六点起床，那就不需要任何提示，准时在六点醒来，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学习。
恢复高考制度后，我万幸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幸运者，能到了省城读书，享受着人民助学金，奢侈地花了十五元买了一块电子表，伴随着我读完学业，分配到了省城工作，过起了稳定、安逸的生活。
又过了几年，过不惯城市生活的我，回到了家乡的县城，依然是“一张报纸，一杯茶”的平淡，家里的电话、手机、电脑都有精确的计时，可从来没有派上太大的用场，渐渐地连那点生物钟的技巧，也悄无声息的为懒惰所替代，青春的气息已荡然无存。
到了前年，一个偶遇把我推上了老君山旅游开发的前台，匆匆的脚步，频频的电话，处理不完的琐碎事无休止的缠绕着我，让我永无宁日。静静地想来，真是自找苦吃，十年寒窗，九载熬油，不就是为了过上舒适的日子吗？前几天，有朋友劝我把“老君山”商标转让了，赚上几百万，跳出苦海，当一回成功人士，我确也曾怦怦心动，可很快就打消这种念头。细细地想来，人生不就象那“闹钟”吗，平平静静本是安逸，可你总是让它闹出几声，搅乱你的安宁，只是因为你还有更高的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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