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被誉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是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而逐渐兴起的新兴产业，发端于2003年的文化体制改革，区分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为文化产业发展扫清了认识障碍和体制障碍；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把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0年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为文化产业发展确立了目标。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文化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自发到自觉、从局部到全局，在人类产业发展史上都属罕见。

我国文化产业尽管刚刚起步，但受到的关注程度非常高，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除推动文化资源存量布局优化外，还需要引导各地加深对文化产业的认识，鼓励各地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上要突出特色、体现差异，避免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特别是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上，要强调产业孵化与集聚效应，立足于延伸产业价值链，增强产业的辐射力。在国家层面要加强文化产业区域布局的统筹规划，建设一批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区，引领文化产业发展。

我国在发展新兴产业上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但是就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而言，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其在创造新兴业态，发展文化产业的新亮点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文化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小。虽然我国文化产业总值每年均有大幅增长，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十分明显的差距。我国文化产业所取得的成就当中，不乏许多低端、帮他人贴牌的产品。加强自主创新，密切关注新兴产业发展的新动向，致力于发展上游产品和新兴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和保护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文化品牌，是我国文化产业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准确概括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现状就是“大而不强”、“全而不专”。就我国的创新环境而言，既缺乏政府政策的实质性扶持，又缺乏前瞻性的规划。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这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

因此，发展文化产业，创新新兴文化业态，呼唤建设“秦岭南麓文化产业园区”。

三、洛南发展宏伟蓝图催生“秦岭南麓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十二五”时期，洛南要围绕“一市三基五业”（“一三五”）宏伟蓝图，全面开创经济社会发展崭新历史局面，力促洛南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平台上实现率先发展。

“一市”，就是加快建设关天经济区“三级城市”。 “三基”，就是倾力打造关天经济区“三大基地”。“五业”，就是着力培育关天经济区“五大产业”。

国家确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的战略定位是：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

在此之前，国家文物局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在北京签署《合作共建彰显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框架协议》。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正永，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陕西省副省长景俊海，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顾玉才出席签字仪式。赵正永、单霁翔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单霁翔在签字仪式上表示，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我国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大省。此次国家文物局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共建彰显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框架协议》，通过省、局合作模式，推进陕西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是陕西省文化遗产事业的一大盛事，也是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一大喜事，对于推动西北地区经济振兴、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构想，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协议》，国家文物局指导陕西省贯彻落实《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陕西省人民政府负责建设彰显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国家文物局积极指导陕西省人民政府编制《关中—天水经济区彰显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建设规划（陕西省区域）》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项目库，将其列入国家文物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在政策、资金、人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陕西省人民政府在编制过程中将以文化为纽带，围绕华夏文化起源、周、秦、汉、唐和红色文化等，着力推出一批重点文化遗产项目，并纳入陕西省“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家文物局将对陕西省上报的有关基地建设方面的规划、方案和项目，在符合有关规定和程序的前提下加快审批、优先安排。陕西省人民政府将责成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文物局、旅游局等有关部门结合地方文化遗产资源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投资融资、项目建设、土地利用、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等相关配套政策，支持和服务于彰显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建设工作。

正是基于如此的大好机遇，我们适时提出“秦岭南麓文化产业园区”项目建设，积极投入彰显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建设工作，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是洛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劲产业支撑。

四、建设大秦岭南麓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性定位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强调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意义,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之一,指出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我们要从战略和历史的高度深刻认识中央这一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龙文化，在中华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龙的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

作为中国龙脉的秦岭，应当成为“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自然催生“秦岭南麓文化产业园区”项目建设。

五、秦岭文化产业区仰仗的洛南文化符号

洛南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初期，先民们就在此安居，繁衍生息。唐虞时代属商国。夏商时隶于梁州。周时武王、成王归马于华山之阳，称华阳地。春秋为晋。战国属秦。秦统一中国后，属内史地，设华阳县，故治在今县城东南武谷川的古城街。西汉属弘农郡。东汉属京兆尹。魏又属弘农郡。晋、后魏属上洛郡。均设上洛县。后周设拒阳郡拒阳县。隋属商州。隋开皇三年（583年）废拒阳，以县城在洛水之南易名洛南。

洛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据考证，远在1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境内河口、焦村遗址山土的大量石器带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显著特征。近年来，考古学者又在洛河、石门河、县河交汇处的“龙牙洞”中相继发掘出古猿人牙齿化石及大熊猫和貘的牙齿化石，把洛南的文明史又向前推进了近百万年。史载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史官仓颉曾随黄帝南巡到洛南，“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指掌而创文字”。其字28个。

洛南属革命老区，是鄂豫陕、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唐澍、刘志丹、徐向前、程子华、徐海东、刘华清、李先念、汪锋等曾挥戈秦蟒，转战洛水。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洛南的文化符号大致有：花石浪猿人文化、太上老君炼丹救民的老子文化、大禹治水、黄帝南巡、仓颉造字、河洛文化、文庙、沉香劈山救母的华山文化、李自成兵败潼关后转战商洛的闯王文化、红二十五军征战洛南的红色文化、华严寺的佛教文化、新中国洛南建设发展的现代文化、劳动人民勤劳创造的民俗文化。

六、洛南依托大秦岭发展的文化战略

大禹治水洛河第一阁——禹王阁
　　据史书记载：“相传在尧舜之时，洪水横流，泛滥成灾，人民备受其害，无法生存。舜即命鲧用筑堤防水之法，其功不成，结果被舜杀羽山，其子禹继承父业，改湮为导。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胼手胝足竞走奔命通泽，疏通九河，引水东逝，终于战胜了洪水灾害。”
　　洛南位于洛河上游，滚滚洛水横灌举山，流径县境。洪水为害，危及生灵。远古时代夏禹到洛南峪口，导洛自熊耳山下，东汇伊川，人民方始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为纪念禹王治水的功德，在洛南境内自古以来就有“十里一洛王（禹庙）”的传说。洛南的禹王阁（禹王庙），多建于洛河沿岸，为数较多。白昶河洛王庙和尖角禹王阁，正好相距十里。其他因星移斗转，沧桑多变，久已圮毁者不少，迄今幸存者仅有尖角境内禹王阁一座。
　　尖角的禹王阁座落于村北，洛华公路之旁，洛水之滨。任其河水暴涨，洪峰再高，其阁毅然屹立，万无一失。昔年庙院苍松翠柏，古木参天，浓荫覆盖，今则残楼圮久，庙宇犹存，依旧雄伟壮丽，环周千峰万壑，重岩迭翠，山明水秀，杨柳蔽日，景色宜人。公路一线直通南北。东望桃花古冢，如舟泊岸；北顾“石门烟雾”，若隐若现，使寂静幽雅的禹王阁，更显得古色古香，吸引着不少向往而来的游人。前代诗人留有咏禹王阁七律一首：“千年禹庙柏森森，十里莺啼紫阁新。古屋龙蛇粉壁画，荒庭花木常如春。熊耳导洛原有据，龟背负书传青文。九畴洪范秘全露，启智化育爷功勋”。此诗文笔简洁而优美，充分盛赞了禹王阁的昔日胜迹。

劈山救母的传说
　　《宝莲灯》由秦腔《劈山救母》改编而来，经戏剧电影的传播，已是家喻户晓，但是对故事的发祥地就是洛南，却鲜为人知。
　　传说在北宋年间，洛州(今洛南县）举子刘彦昌上京去应考，途经现在的巡检，翻过杨树岭，到达华山后，又乏又饿，进入三圣母庙歇息，看到三圣母的塑像，为她的美丽神采所倾倒，顿生爱慕之心，便在庙内墙壁之上题诗一首，表达情意。当时，三圣母外出未归，庙里由丫鬟灵芝看管，灵芝姑娘为俗尘书生的轻狂激怒，遂将刘彦昌赶出庙门，并施风雨雷电追逐驱打，恰好此时圣母回山，看到柔弱书生的悲惨景象，于心不忍，止住灵芝，询问根源，听后再细看刘彦昌，潇洒英俊、风度翩翩，由怜生情，由情生爱，作出了违反天条、下嫁凡间的决定。她叫灵芝略施神通，化出一座山庄，名为戴家荘，灵芝变为戴庄主，热情接待前来避雨的刘彦昌，谈话间，唤出女儿与其相见，提出愿与其结亲之意。对如此美丽的姑娘（既是天仙岂能不美）穷书生刘彦昌喜出望外、满口应承，随即拜堂成亲、结为夫妻，演绎了一场“避雨招亲戴家荘的好戏”。两人恩恩爱爱渡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三圣母也身怀有孕，然而华山虽好非是久留之地，看看考期临近，刘彦昌只好依依惜别，上京应考去了。
　　宝莲灯洛南的故事，据老辈人讲刘彦昌住的庙就是蝗虫庙也就是现在的仓颉园，沉香得道于据洛南县城十余里的云蒙山，仓颉园下的沉香路政府已经在扩建改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