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有地方志，始于晋代盖泓纂的《珠崖传》，到宋代有《琼管志》、《琼州图经》，元代有《琼海方舆志》等，可惜都已失传。明清两代海南存留的地方志有多种,现在能见到最早的、较完整的地方志是明正德年间唐胄纂的《琼台志》。本版上期已介绍了正德《琼台志》，本期再推介与之相隔约300年的清道光年间张岳崧主持修编的《琼州府志》。这两部史志被誉为海南地方志中的明清“双璧”。

　　一百六十六年前，海南先贤张岳崧和他的好友，仅用二年时间，编纂了一部四十五卷近八十万字的道光《琼州府志》，为后人留下了最为详备的古代海南历史资料———

　　1839年，年近七旬的湖北布政使张岳崧接到继母去世的消息后，匆忙自鄂返琼守孝。在官场上打滚多年的张岳崧，或许打算借办理丧事的机会，好好歇息一番，不想告老还乡的他被刚上任一年的琼州知府明谊“盯上”，张岳崧难辞其请，用2年时间续修了《琼州府志》。明谊之所以要修志，是因为从乾隆《琼州府志》之后，已经将近70年没有修志了。

　　1842年，也就是修好道光《琼州府志》的第二年，也许是由于殚精竭虑，过度劳累，张岳崧便与世长辞，享年69岁。记者心想：正是张岳崧个人做出的牺牲，才使得今天的人们，有幸读到这部古代海南方志中最为重要的地方文献。

道光《琼州府志》是海南地方志中卷数最多、篇幅最长、门类最齐全、资料最丰富的地方文献。

　　志书的4个“之最”

　　海南大学图书馆的李琳副研究馆员，是今年问世的《海南地方志丛刊》的点校人员之一，她负责校勘的正是道光《琼州府志》。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对比之后，李琳对道光《琼州府志》做出的评价是：该书45卷总计77万多字，纪事时间从有史以来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涉及到古代海南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人物和风俗各个领域，是海南地方志中卷数最多、篇幅最长、门类最齐全和资料最丰富的地方文献。

　　譬如，李琳通过比较发现，道光《琼州府志》中记载的“粳稻”有54种之多，而正德《琼台志》和万历《琼州府志》都只有9种；此外，在收录的艺文志篇目方面，道光志也明显比万历志丰富得多。

　　已故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在论述方志编纂要目时，一般分为地理、政治、经济和文献四大门类，内容包括沿革、疆域、面积、分野、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户口、田赋、物产、关税、风俗、方言、寺观、祥异、人物、艺文、金石和古迹等20个方面；但道光《琼州府志》除了这些之外，还根据海南的地方特点，增加了相关内容。

　　道光《琼州府志》全书分为舆地志、建置志、经政志、海黎志、职官志、选举志、官师志、人物志、艺文志和杂志等10志；内容则涵盖了沿革、星野、耆旧、列女等88个方面，比一般方志要丰富多了。

　　科学的“分志体”

　　《海南地方志丛刊》执行主编、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称道光《琼州府志》这样的体例为“分志体”，不同于唐胄正德《琼台志》的“门目体”。

　　“门目体”的特点是按类叙述历史，这就使得内容零散，不便于阅读和查找；“分志体”则按事叙述历史，内容相对集中，阅读和查找都很便捷。

　　周伟民说：“由于道光《琼州府志》的‘分志体’比较科学和实用，此后海南编纂志书大都采用这样的体例，而很少有人再用‘门目体’。”

　　宽泛的征引范围

　　“槟榔生食，必以扶留藤、古贲灰相合嚼之，吐去红水一口，乃滑美不涩，下气消食。俗谓‘槟榔为命赖扶留’以此。古贲灰即蛎蚌灰也，贲乃蚌字之讹。瓦屋子灰亦可用。”

　　这是道光《琼州府志》在《舆地志》中描述槟榔时，引用李时珍《本草纲目》的文字。除了《本草纲目》，张岳崧等人还从一部叫作《喻益期笺》的书中，辑录介绍槟榔特性的文字。类似这样征引别人著述的例子，书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

　　正如张岳崧在该书序文中所说的，道光《琼州府志》是以康熙《琼郡志》和康熙《琼州府志》为底本，辅以乾隆《琼州府志》、嘉靖《广东通志》和清代金《通志》、郝《通志》、阮《通志》、《大清一统志》中，有关琼郡的内容而总其成。其实，张岳崧的参考书目又岂止这些呢？

　　李琳纵观全书之后，发现仅卷5《舆地志·物产》中，采辑引证的文献就有《本草纲目》、《政和草本》、《齐民要术》、《博物志》、《岭表录异》、《北户录》、《群芳谱》、《广州府志》，以及琼州所有的县志等。

　　例如记载“香螺”时，引述《西京杂记》的原文：“香螺出海南，一名丹螺”；对植物“丫兰”的介绍，则用《粤东笔记》的文字：“丫兰，丫者，茎多也。兰以丫兰为上，乃兰之第一香。”这些都是在正德《琼台志》和万历《琼州府志》里找不到的记录和评价，也是海南植物志中的宝贵资料。

　　李琳认为，张岳崧博辑众书的编纂方法，使道光《琼州府志》的叙事记物为之翔实和全面，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挂漏误讹。

　　历史上海南产马吗？

　　“嘉庆元年，万州大有年。”

　　“道光十四年秋八月，琼山、文昌地震。”

　　“道光十六年，琼山、儋州，禾一茎生双穗，或三穗四穗者。是岁，晚稻丰登。”

　　道光《琼州府志》的这些内容，没有原始出处，而是出自编纂者实地采访调查形成的《采访册》。就如张岳崧在序文里说的：“于旧事重加考订，疑者阙之，新事间有续补，皆据采访所及，详加咨询，不敢断以臆见。”张岳崧等人这种通过采访调查，订误补正的做法，被今天的学术界认为是最为可贵的。

　　李琳说，由于采访调查深入、到位，遍及海南岛，很多记载弥补了历代府志的空白。如道光《琼州府志》首次把在海南这片热土上争奇斗艳的18种兰花载入府志，补充了正德《琼台志》和万历《琼州府志》对兰科植物记载的遗漏；道光《琼州府志》对感恩县河流、港口和井泉的记载共有22处，其中有10处得自《采访册》，而正德《琼台志》的记载仅12处。

　　“果下马，即石马，高不过三尺，可骑树下。骏者有双脊骨，能负重蹑险，轻疾若飞，产崖州陵水。”这恐怕是对海南产马的最初的记载，而此前的《汉书·地理志》则说海南“亡马与虎，民有五畜”（没有马和虎，只有五畜），就连正德《琼台志》也援引《方舆胜览》的说法：“今小马实蕃，高四五尺者，间有多货之广右”，意思是指海南的小马实际上都是外来的，大约四五尺高，多数是从广西贩运来的。

　　道光《琼州府志》对马的记载，不但订正了正德《琼台志》的“货马”之误，也校正了史书《汉书》的“无马”之误。

　　明清“双璧” 各有春秋

　　——正德《琼台志》和道光《琼州府志》之比较

　　正德《琼台志》和道光《琼州府志》是明代和清代海南的两部旧志，省内学界把它们比喻为海南地方志中的明清“双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毕竟，海南现存的6种明清两代府志（其余4种分别是明万历《琼州府志》、清康熙《琼郡志》、康熙《琼州府志》和乾隆《琼州府志》）当中，它们是具有代表性的。

　　就正德《琼台志》（以下简称“唐志”）和道光《琼州府志》（以下简称“张志”）的编纂特点，周伟民教授还作了一番比较。

　　个人的唐志 官府的张志

　　周伟民说，唐胄编纂正德《琼台志》纯属个人行为，没有官府意志，至于编修这部志书用了多长时间，怎样编写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都没有相关记载；张岳崧则不同，他是受琼州知府明谊的委托，组织了一帮人马来完成的，否则以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之力，2年时间根本无法完成将近80万字的著作，因为光用毛笔眷写一遍就耗掉大量时间，哪里还能查找史料和实地采访？

　　此外，唐胄修志的背景就像他在序文中说的，“体文庄而将顺其欲为之意，尊桐乡而忠辅其已成之书”，丘濬苦于一生当中看不到一部像样的府志，尽管他自己很想动手修志，但又的确太忙，想辞职也未获恩准，晚年还入了内阁，根本没有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唐胄修志无疑是为了圆丘濬的夙愿。而在他之前，王佐已有《琼台外纪》问世，但有些观点唐胄并不认可，想必他也很想用另一部著作，来与《琼台外纪》并驾齐驱，相辅相成，共同传世。

　　张岳崧的修志背景则不同，因为从乾隆《琼州府志》到其时，已经快70年没有修志了，而古时候一般是30年就要修编一个地方的志书，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70年的盛世大事没有得到记载，确实是很遗憾。所以，估计当时张岳崧也是很想重修琼州府志的，加上明谊应该十分善于游说，两人简直就是一拍即合。张岳崧所说的“力辞不获”，不过形式上的推辞和谦让罢了，说不定别人不请，他自己还想动手呢。

　　唐志重引诗 张志重引文

　　“浅红淡白间深黄，簇簇新妆阵阵香。无限枝头好颜色，可怜开不为重阳。”这是正德《琼台志·土产》“菊”条中，引用丘濬吟咏菊花的诗句。该条在描述菊花的特性时，先用了苏东坡对开花时节的介绍：岭南气候不常，菊花开时便是重阳节，但海南要等到十月初菊花才开。丘濬的诗句“可怜开不为重阳”，恰恰印证了苏轼的说法。

　　“菊”条还征引了宋代胡铨的古体长诗《送菊诗》和明代文昌进士韩俊写菊的一首七律。像这样通过诗歌来作为论据或证据的写法，在唐志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是该志的一个显著特点。

　　张志也有引诗举证的，但只是少量，绝大多数还是通过引用其它著述的文字来叙事、状物，征引范围很广，这里不再赘述。

　　唐志杂 张志全

　　由于正德《琼台志》是唐胄的个人行为，因此写作方法比较自由，有着很浓的个性色彩，资料获取也是尽可能杂取各处，尤其是很能允许别人观点存在于自己的著作中，王佐《琼台外纪》的资料正是因此才得以保留下来的。

　　在论证汉代珠崖郡治的所在地时，唐胄认为古籍《茂陵书》所说的“珠崖郡治瞫都”（瞫字，音“审”），恐怕“瞫”与“潭”是形近而误，故而“瞫都”应该是“潭都”。周伟民教授说，由于“潭”与“谭”同音，唐胄这一“创造性的误解”，引起了后世珠崖郡治“龙塘说”和“遵谭说”的论争；但根据史料考证，古代的“瞫都”是在龙塘，而并非遵谭。

　　不管唐胄的观点正确与否，但某个事物的本意、他意和我意，都在唐志中得到了体现，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尽管这使得该志看上去很“杂”，却留给读者思考、甄别和选择的空间。这种写法在张志中是看不到的。

　　但张志可资参阅的书籍却很多，征引的范围很宽泛，特别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吸取了之前的《琼州府志》的成果，得以高屋建瓴，青出于蓝，留给了后人一部最为全面的著作。

张岳崧是清代知名的书画家，图为他的书法作品。

　　张岳崧的遗憾

　　——一生未见正德《琼台志》

　　“惜乎！藏书甚难，不但宋、元之《琼莞志》、《万州图经》不可复见，即桐乡先生之《外纪》，暾江（黄暾江，也曾撰府志）、西洲（即唐胄）二先生之撰有成书，皆无一存者，令人望古太息也！”这是张岳崧《续修〈琼州府志〉序》中，为先贤著作散佚的叹息。

　　唐胄的正德《琼台志》为何在清代一度失传？它是否被毁于康熙年间的“文字狱”，但民间尚有人冒死收藏，使得今人还能看到丢了4卷的残本？这是有关海南旧志的一个未解之谜，姑且留给学者们去查考。

　　涉猎群书的张岳崧，在修志之前，平日里应早就收集和遍览了与海南有关的资料，否则如何能够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把道光《琼州府志》做得如此详尽和完美？但有些书他却无法看到，王佐的《琼台外纪》自不必说，就连唐胄的《琼台志》，张岳崧也只是见过序文，从未读过正文，这似乎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唐胄的《琼台志》的序文写道：“志，史事也，而事必尽乎耶，非徒例史以备事，且欲仿史以寓义。”意思是说：志书写的是历史事件，而某个地方的这些事件必须全部得到体现，因此，不但为了写史而纪事，还要通过历史阐明其背后的寓意和道理。

　　张岳崧对此好生钦佩，不但在自己的序文中引用了此话，还发出这样的感叹：“想其搜讨甚勤，其纪载甚备，其劝诫甚著，且云‘体文庄而将顺其欲为之意，尊桐乡而忠辅其已成之书’，深叹前人著述矜慎不苟盖如此。”

　　张岳崧认为唐胄当年搜集资料一定很勤谨，记录史实一定很全面。然而，唐胄却说他的《琼台志》，只是为了完成丘濬想修府志却没有时间实施的未了心愿，只是为了陪衬王佐的《琼台外纪》罢了；于是，张岳崧更加感慨先人著述认真、谦虚和谨慎的态度！

　　心存景仰之心的张岳崧终其一生，都无缘拜读唐胄的著作。应该说，如果张岳崧辑录到唐胄书中的资料，或吸收和借鉴唐胄修志的经验，他的道光《琼州府志》也许会更加充实和完美；哪怕他能挑出唐志的不足，或者提出个人的质疑，对于后世治学也是很有启发作用的。他的遗憾也成了大家的遗憾。

　　海南方志之最

　　海南最早的地方志是 《珠崖传》，该书是晋代人盖泓所撰，已失传。《太平御览》曾引该书“果有龙眼”之句。

　　海南现存最早的府志是正德 《琼台志》。该书由明代郡人唐胄编纂，共44卷，现缺4卷。至今已有468年。

　　海南现能见到的最早的方志资料是王佐纂于明正德六年（1511年）的《琼台外纪》，这些资料除了部分保留在唐胄的《琼台志》中，其余的已经散佚。

　　海南最早的县志是 《临高县记》，元代人冼雷纂，成书于大德年间 （1297-1307），已失传。清光绪《临高县志》序中曾提及。

　　海南现存最古的县志是清康熙八年的《乐会县志》。该书由林子兰修、陈宗琛纂，不分卷。至今已有320年。

　　海南现存最古的州志是 《儋州志》，为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刻本，曾邦泰修，董绫纂。该书国内无存，唯日本尊经阁方库有藏。

　　海南地方志卷数最多的是清代的道光《琼州府志》，内文44卷，加上卷首共45卷。

　　海南版本最多的地方志也是道光《琼州府志》，共有清道光二十一年，同治五年、光绪十六年、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