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攀丹村，历史痕迹越来越少，唯有明代名臣唐胄挖凿“竹根泉”井，历久不涸。

　　正德《琼台志》是唯一画出兵器图的海南地方志。图为该书有关兵防兵器条目中所附的兵器草图。

唐胄之墓 

　　历时8年编撰，两部大型海南地方文献丛书——《海南地方志丛书》和《海南先贤诗文丛书》，近日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其中《海南地方志丛刊》辑录了至今所能搜集到的自宋代《海外四州》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府志（岛志）、州志、县志、乡土志、采访录，以及南海诸岛的若干历史资料。

　　明代正德《琼台志》是海南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书，也是今人研究海南历史引用最多的史书之一。本期海之南向读者推介该书和它的编纂者唐胄。

　　海南第一大河——南渡江，沿岸分布着府城、灵山、龙塘、定城和金江等人文古镇，蕴育了多少风流人物，留下了多少往事。在南渡江的入海口处附近有一个攀丹村，是海南四大文化古村之一。

　　古代攀丹村的唐氏家族贤人辈出，名震一方。仅明代，唐姓就有6人考中进士，其中有两对是父子进士，他们分别是唐舟和唐亮、唐胄和唐穆。他们当中，又以明代户部左侍郎唐胄的名气最大，青史留名的他不但在家乡设书院办教育，还编修了今天人们研究海南历史时，查阅得最多，引用得最多的正德《琼台志》。

　　8月3日，农历六月廿一，正在修缮的海口攀丹村唐氏大宗祠前人山人海，来自全岛各地的唐姓代表云集到此。当天是“唐真人”唐秩的诞辰日，唐氏宗亲每到这天就要举行祭祀活动。

　　唐秩为唐胄次子，据史载，唐秩号“海天孤鹤”，不求功名，致力修道，曾与皇帝同宿宫中，封以“博士”，名噪一时，京师百姓称他为“仙师”。唐胄曾给爱子唐秩起字“存吾”，希望存其风骨之意。那么，唐胄骨子里是怎样的个性和气质呢？

　　守孝不归被罢官

　　“胄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这是《明史》中《唐胄列传》的最后一句话，后人每每谈及唐胄，大都围绕这句话展开。

　　据《广东通志》记载，唐胄幼年聪颖过人，博览经史。在乡试和会试中，唐胄都获“礼经”第一名，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经魁”，才名远播。考中进士后，他被任命为户部山西司主事，不久因父亲去世而归琼守孝。

　　然而服满孝期之后，唐胄因当时宦官刘瑾专权，称病谢绝回京复职，被刘瑾罢免官职；因内部争权，刘瑾被处死后，朝廷下诏复用唐胄，但他又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养母送终。

　　从这些故事来看，唐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孝子，但记者更愿意相信他是为了躲避官场纷争，追求清静的治学人生，所以不愿出仕。因为研究唐胄的古人和今人同时发现，他对南宋道家学者白玉蟾的道家思想极其推崇，一生酷爱白玉蟾的诗文，可见他骨子里是渴望逍遥自在的。

　　在家闲居二十年

　　嘉靖元年（1522年），已经51岁的唐胄不知出于何故，应召赴京，重新开始他的宦海生涯。从31岁考中进士不久被罢官算起，他已经先后在家“闲居”达20年之久。

　　说是“闲居”，其实唐胄根本闲不住，因为当时他在攀丹村创办了“西洲书院”，教育年轻后学，造福乡里；尤其是广泛收集海南的地方文史资料，埋头伏案，笔耕不辍，最后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式刊行了洋洋50万言的《琼台志》，详细记载了古代海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和民族等社会历史和自然环境。

　　唐胄在琼“闲居”期间，还编选了白玉蟾诗文选集《海琼摘稿》；自己也创作了大量优美诗文，后来收入《西洲存稿》当中。如七律《红鸡冠花》的诗句“甘陪菊淡阶梅瘦，不惹蜂狂与蝶颠”，便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表白。其志为甘以淡菊瘦梅行为伍，而不愿像朝中那些趋炎附势的同僚，围着权贵疯狂献媚！

　　此外，唐胄诗文也不乏同情百姓疾苦之作。如七言古诗《藤作》言：正德初年，万州官府限期民女编织藤制品，“连年不得休息”，人人惶惶不可终日，有一王姓土官的女儿由于无法按时完成任务，连累父亲被革职，自己便自缢身亡。诗歌纵横捭阖，以古说今，历数自古以来官家徭役害民之苦，“君不见女苦吉贝男苦簦，停车请免崔相公”，悲天悯人之怀，跃然纸上。

　　日常生活中，唐胄也很关心乡人的出入起居。攀丹村在府城东门外，出得城门，须经过护城河——美舍河与其支流，才能到达攀丹村。美舍河上官府所修的石桥质量较好，但支流上的小桥却年久失修，正德年间已经坍塌，乡亲们出入城门十分不便。唐胄见此情状，随即出资重修小桥，由于桥边有“青云坊”（官府为明代永乐年间攀丹村进士唐舟所立，唐舟为唐胄祖辈），乡人便称之为“青云桥”，唐胄还在桥头立了一块石碑，题上“青云铺路”。

　　8月3日上午，记者慕名到攀丹村观看唐秩诞辰纪念活动时，在唐胄十五世孙唐南伯老人的引路下，找到了“青云桥”的旧迹——府城东门外300米处的一段水利暗沟之上，桥的影子已是荡然无存，牌坊和石碑也早就被毁，400多年前的景致哪里还能寻找得到？物非，人非，世事变迁真的让人百感交集。

　　顶撞嘉靖惨遭酷刑

　　被嘉靖皇帝起用的唐胄，先后在内地多处担任重要官职，并逐步升迁到南京户部右侍郎，1536年，又进入北京户部，升至左侍郎，可谓官越做越大。但唐胄耿介直言，坚持原则的性情，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悲剧命运。

　　在北京当官不久，由于安南 （今越南）内乱，久不进贡，嘉靖皇帝准备进行讨伐，唐胄当即上书《谏讨安南疏》，认为发动战争有7个方面的不妥之处，着重指出战争一旦爆发，受害的最终是老百姓。“是忧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请停遣勘官，罢一切征调，天下幸甚。”

　　但嘉靖皇帝并不纳谏，次年（1537年）四月决计征讨，朝中其他一些官员继续进谏，嘉靖仍然不听，最终还是出兵征抚、招降安南。唐胄力谏一事的下文在史料中并无记载，但想必他的直言定让嘉靖感到“不爽”。

　　嘉靖十七年（1538年），皇帝朱厚煾想让其生父献王入祀“明堂”，享受已故皇帝的待遇。原来，正德皇帝朱厚照没有子嗣，死后由堂弟朱厚煾继位，因此，朱厚煾从即位开始，就一直想为父母进行所谓的“正名”，嘉靖三年（1524年），当时有134人由于持反对意见，被抓进了锦衣卫监狱，16人还因受“廷杖”之刑而丧命。这就是嘉靖年间有名的“大礼议”事件。

　　事过14年，嘉靖故伎重演，唐胄“力言不可”，认为逾越了朝廷礼节，由于忤逆了圣意，他被捕入狱，遭到严刑拷打，后又被革职还乡。同年冬天赶上皇帝恩赦，唐胄接到了复职的诏书，但他身心倍受折磨之后，此时已经卧病不起，次年（1539年）卒于故里，享年68岁。

　　记者心想：《明史》里记载的这两个故事，也许就是对唐胄“立朝有执持”的充分阐释吧，其“耿介”的性格，他的气质和行为，上承丘浚，也势必影响到了后来的海瑞，从而延续了刚正不阿的琼州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