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居住在北京，突然间想念大海了，那么最容易去的地方就是北戴河。

　　从北京出发，乘任何一趟开往秦皇岛方向的高速列车，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驾汽车也不过两个小时车程。当碧蓝如洗的海天突现于眼前时，浑身的劳累之感会顿然消失。北戴河海滨绿树红瓦的新老建筑和金色沙滩，使我们仿佛置身幻境，大都市里时刻包围着我们的那种喧嚣躁动和纷扰紧张，顷刻间被置换不见了。

　　我曾经分别于不同年份的1月、5月和8月到过北戴河。不同的季节，北戴河的海呈现面貌和景观也是不同的。5月的海边空旷寂静，山冈新绿初发，海水沉静内敛；8月的沙滩上游人如织，浪花喧闹；1月，冬季的海水似乎清冷无色，自天边滚滚而来的涌浪让人望而却步。不过，印象中北戴河最常见的天气主要有两种，或晴天碧海，万里无云;或大雨滂沱，白浪滔天。这两种天候带给人们截然不同的感受，也从两个方面向我们指证着大海性格的无常。

　　漫步北戴河海滨，人的想象力格外活跃，那些随处可见的历史遗踪使人不由地抚今追昔。在金山嘴路东的横山上，考古工作者曾经发掘出一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遗址，面积达3000余平方米，是一组大型四合型建筑群的一部分。在横山之南不远处的另一块高地上，还发现了另一组大型建筑群遗址，经考证认定为秦始皇行宫的主体建筑群。此处出土文物丰富，有菱纹、饕餮纹、卷云纹、双云纹等瓦当，还有菱纹格空心砖、麻面大板瓦、陶井、陶盆等。秦始皇父子东巡碣石，时间应在公元前215年前后。在这古代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一步踏到秦砖汉瓦，心中的震撼是难以名状的。

　　秦始皇东临大海的事多见于史籍。这位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对海洋充满好奇心的帝王，并未留下有关大海的诗文。那些有关他前来登山求仙，以及派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以图长生不老、江山千秋的掌故，多半只给他的功名带来负面的影响。实际上，这位使春秋战国扰攘纷乱了500多年的华夏大地归于一统的帝王对后世所作出的贡献，是要远远大于人们对他的那些习惯性评价的。与他暴虐的名声和他备受非议的执政方式相伴随的，是其无论如何也难以抹杀的历史功绩。废分封，置郡县，修驰道，筑长城，开灵渠……他所首创的那些制度模式、国家管理机制，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我国古老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海洋的无知畏葸，导致了中华文明的封闭性和内向性特征，更导致了中国力量在近代以来的落后和衰弱。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近代西方列强，的确是通过征服海洋而征服世界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对美洲的“发现”，国土并不算大的英国、葡萄牙、荷兰等国19世纪在东方及世界各地不可遏制的势力扩展等等，多少能说明一点问题。只是这样的结论总给人以事后诸葛亮的感觉。中华文明的形成演变过程中，科技理性的欠缺是一个事实，但这一欠缺的原因未必一定在于对海洋的认识不足。在中华文明生长发育的漫漫长夜中，我们民族性格中先天的伦理诉求和道德自觉，更多地将我们导向了价值理性的方面而不是其他，这可能使我们忽视了工具理性、科技理性，也就是所谓“器”的方面。但是，“器”有限而“道”无限，“器”可以照章复制，其作用是相对的，而“道”是先验的宇宙真理，永未有穷尽。未来人类的发展进步，整体意义上文明的完善和赓续，仍取决于人们对共同之“道”的理解，这应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对海洋的兴趣，乃至对海洋的征服……这些话题最好留给喜欢咀嚼史料的人们去慢慢品味。

　　话虽如此，作为一个典型的大陆国家，即使是从审美的角度看，大海对我们中国人的确有些陌生，连文字笔墨都少有涉及。历代诗词画作中，鲜见有关于海洋的旷世佳作。汉语词汇中的“四海”、“海内”之“海”，也常常并不是确指大海或者海洋。说起来，曾东临海洋，俯仰苍茫，生发无限宇宙之感而写下诗词佳作的，竟然都是为数不多的几位政治家，而且这些诗作无论胸怀、抱负，还是修养、才具，都毫不逊色于一流的文人墨客。我随便翻了一下，目前北京通用的中学语文教材中，恰好就收入了两位政治家以大海为题的诗作，一为魏武帝曹操的《观沧海》，一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两首诗词在教科书里相遇，是因为诗人精神气质相近、雄才大略共通，还是因为鲜有这样可以古今对照的典型范例？不管课本的编选者如何考虑，这都应当不是一种巧合。

　　在秦始皇父子东巡400多年后，另一位重要历史人物曹操，也曾东临渤海边的碣石山，并且留下了足以作为直接证据的著名诗篇。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曹孟德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同样是毁誉不一。后世文学、戏剧作品在不同时代风气下使其频繁“变脸”，恐怕多半和古代中国社会有关君臣秩序中所谓正统与非正统的理解有关。然而，人们对于他的诗作的推崇和喜欢，却是毫无保留的，所以《观沧海》得以千古流传，老幼皆诵。至于曹孟德何时率军北伐乌桓贵族，他所登临赋诗的“碣石”的具体位置何在，诗人一笔带过，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些问题自有长于考据或者是考古的专业人士去弄明白。“碣石”，断石或者是断崖，一个可以观海的地点而已，我们只需知道这一点就行。有待深入理解和领略的，是这位戎马之人在古中国的陆地尽头所遭遇到的审美震撼：“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在瞬间所感悟到的天地气象乃至宇宙境界，使本来的“政治”诗作悄然超越了政治，升华为具有深厚历史感、人生感和命运感的丰沛生命体验，读来令人折服。

　　在离曹操登临的“碣石”不远的北戴河海滨，引发一代伟人毛泽东诗兴的，恰好是曹诗：“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一片汪洋、白浪滔滔的风雨天，毛泽东立于渤海边，心潮起伏，感慨万端。数千年往事，历历在目。在他看来，“若出其里”的灿烂星汉中，当有一个文武双全的曹孟德。然而，指证“挥鞭”的曹操，正如在另一首词中点明“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一样，毛泽东并非自比这些过去的帝王将相，而是为了强调时代的不同：萧瑟秋风，大雨洪波，这些自然的景观依旧，但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彻底改天换地。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像毛泽东这样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任何时候心有所念的还是其毕生奋斗的伟大事业和坚定理想。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历史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革的时期，社会阶层的根基，制度文化的根基，王化礼教的根基，甚至古老东方大国与世界关系的根基，统统都被动摇了，千年中国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层震荡，从危机中崛起的新型民族国家与战后飞速裂变的国际政治情势，也正在风云际会中。那时，在北戴河工作和休息的毛泽东，或登山远眺，或畅游于波峰浪谷之间，发思古之幽情，沉念新中国的命运，心中自是意绪万千。如今在北戴河鸽子窝公园内，有一座大理石卧碑，上刻毛泽东1954年所作《浪淘沙·北戴河》，在联峰山公园，也有“毛泽东观日出处”的标记。据说，在北戴河期间，他还曾查阅地图，攀登位于北戴河附近昌黎境内的碣石山。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斯人已去，故地如旧。当我们在清风送爽的夏日，或是在大雨落幽燕的秋日来到北戴河海滨，吟哦其诗句，寻访其足迹，追思其身影，不能不感慨于毛泽东当年看似闲适悠然身影的背后，是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危机意识：新的政权面临着国内外太多的挑战，惊雷激荡、风雨如晦之时，自然的气象正是心中的气象，自然的变化正是人间社会变化的某种写照。

　　毛泽东的这首《浪淘沙·北戴河》，留下的手迹有两种，一种无标点符号和标题，其中的“魏武挥鞭”一句为“孟德挥鞭”；另一种有标题，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浪淘沙·北戴河》。从这两个字的修改来看，毛泽东是毫不掩饰他对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的赞赏态度的。在东汉末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征战几十年，降服世族门阀与豪强势力，统一中国北方，其进步作用和历史功绩不言而喻。此外，“外定武功，内举文学”的曹孟德在诗词方面的深厚造诣也一定在毛泽东心中引起过共鸣。作为“建安文学”开先河者，曹诗的一个重要特质就在于其底层意识，特别是在其乐府歌体的《度关山》、《苦寒行》等杰作中，他对战乱及人民所遭受苦难的同情，与毛泽东的人民情怀相近相通。

　　观海北戴河，追踪历史先贤们的身影足迹，拾取他们留给后人的丰富精神遗产，不啻是一种心灵的沐浴。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充满了波折，然而每遇痛苦的磨难，总能够自强不息，浴火重生，原因何在？由计划而市场，由封闭而开放，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在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国家建构模式、把握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让我们的国家走上民主、富裕和强盛之路的过程中，既体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智慧和能力，也展示出了大海一般的眼界和胸襟，变化每一时刻都在发生。仔细打量，今天的北戴河夏日海滨，在怡然自得消暑的人群中，几乎有少一半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说明了今日中国的开放程度，也显示了中国融入世界的从容自信，中国大地进步之迅速，怎教人不觉得又是“换了人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