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龙门石窟与洛阳历史文化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唐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并进入我国封建文化的光辉灿烂时期。唐代历史二百八十余年，其中移都洛阳的就有六个皇帝，时间达四十多年。洛阳自隋炀帝经营之后，遂成为隋唐两代全国漕运交通的中枢，在经济地位上远比长安重要，因此，洛阳又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都会。 
          隋唐时期的龙门石窟，是这一时期洛阳历史文化的反映，在研究隋唐历史文化方面，为我们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历史地理
         唐代洛阳的名称屡有变更，唐初武德四年因平王世充，洛阳宫阙毁于战火，于是废隋东都之称。至贞观四年改称洛阳宫。龙门宾阳南洞有贞观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洛阳宫使阎武盖造阿弥陀像一龛铭刻，此可证明唐贞观年间洛阳确有洛阳宫之名称。至高宗显庆二年，车驾至洛阳宫，诏改洛阳宫为东都等。通过这些地名，可以研究北魏至隋唐洛阳的历史地理，考定地方的归属、地名的变迁，以及佛教在洛阳传播的区域和民俗信仰等。
二、历史
          唐代龙门主要的窟龛，也多是李唐王室贵族、高级官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多数造像的兴废变迁与当时的政治风云息息相关，是为一定的阶级政治服务的。它反映了唐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政治事件和战乱，也说明洛阳的兴衰，从宗教这个社会生活的侧面，告诉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些重大的政治风云的动向。
         如奉先寺、万佛洞、惠简洞、摩崖三佛、看经寺、宾阳南洞（后壁五尊大像）、敬善寺、极南洞、高平郡王洞等，都是秉承皇帝、后妃、皇子、公卿贵族的旨意开凿的。奉先寺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直接经营的皇家开龛造像的伟大工程。看经寺是武则天给高宗皇帝开凿的。万佛洞、惠简洞、摩崖三佛是奉皇帝和皇后的旨意开凿的。宾阳南洞后壁的五尊大像是唐太宗四子魏王李泰为文德皇后造的。敬善寺是太宗纪国妃韦氏所开。极南洞是唐宰相姚元之为亡母刘氏开凿。高平郡王洞是高平郡王武重规（武则天之侄）开凿的，后因武则天被推翻，武重规遭贬而半途终止。
         龙门唐代弥勒造像颇多，且多作主尊供奉，这与当时武则天长期居住洛阳以及她唆使白马寺僧怀义等伪造《大云经》，诡称其为弥勒下界，做世间的主宰者的宗教忏言有关，应是武则天改唐为周而做舆论准备的产物。迨中宗复位，改周复唐后，弥勒像的雕造不但骤然减少，而且摩崖三佛的弥勒像亦中途辍工停止营造。安史之乱后龙门造像才又一次沉寂下去，这与此次战乱影响有关。武则天临朝执政时期，龙门开窟造像之多居历代之首，这显然与她长期居住洛阳崇奉、利用龙门是有迹可寻的。显庆以后，高宗多病，武则天内辅国政，权势与高宗相等，当时称为“二圣”，即皇帝、皇后并列。宾阳北洞将作监承牛懿德奉为“皇帝、皇后……敬造阿弥陀佛……一龛”即为历史见证。天授元年九月九日，武则天正式登基，成为“圣神皇帝”，改唐为周，建立大周政权，改元天授。龙门东山擂鼓台有三则造像记反映了这一政治历史事件。
三、佛教及佛教艺术
          严格说来，宗教并不能算做文化，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它的发展和传播往往是和文化混同在一起的。在中国佛教史上达到最高峰的唐代佛教，在洛阳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建立了许多寺院，多不胜纪，然而这些巍峨壮丽的佛教寺院，还有道观（如弘道观和玄元观等），以及名画家张僧繇、展子虔、董伯仁、尉迟乙僧、吴道子等的绘画和塑像，早已随着兵燹战乱，泯灭无存，不可觅寻 ，不胜有名存物亡之感。幸而龙门石窟存留至今，为我们今日考证唐朝洛阳的佛教及佛教艺术，保存着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隋唐两代佛教大兴，特别是唐代，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在寺院经济的推动下，中国佛教发展到了最高峰，名僧辈出，宗派广树，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广泛的渗透到人民生活之中，并随同唐朝强盛的国势一起影响传播到域外。随着唐朝佛教的发展；其佛教艺术也进入光辉灿烂的时期。通过龙门石窟造像可以看到唐代佛教艺术的盛况。
         龙门石窟造像的最盛时期是唐朝，尤其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佛教雕刻艺术达到了成熟阶段。唐朝龙门所开凿的窟龛和造像，约占龙门石窟造像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一期间龙门最富有成就的代表作是奉先寺大型群像的雕造。它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高峰，它体现了这一时代的强大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唐代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成就的有力佐证，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占有光辉的篇章。龙门隋唐时期的造像主要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弥勒佛和药师琉璃光佛。这说明隋唐时代洛阳流行的是净土宗所崇拜的阿弥陀佛（西方净土的教主）、弥勒佛（弥勒净土未来的教主，又名天上净土）、药师琉璃光如来（东方净土的教主），及其经典《阿弥陀经》、《弥勒经》、《药师经》等；以及天台宗所信仰的观世音菩萨，及其经典《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净土宗在当时广泛流行的原因，是因为唐朝经济的上升，使剥削阶级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他们并不以安富尊荣的生活为满足，讲福德报应的净土宗，正投合他们贪得无厌的心理，因此他们妄图以信仰净土宗为自己死后的未来祈福而获登极乐世界。而且净土宗又是讲成佛最快、最容易的一个法门，只教人一心念佛，修功德，营造塔庙，不学习高深的佛教哲理，因此，在社会上特别是下层社会中易于流传。弥勒的信仰在当时广泛流行，当和武则天长期居住洛阳，自称弥勒下界，代唐作阎浮提主的宗教忏言有关。观世音菩萨信仰的流行，当和天台宗所尊奉的《法华经》有关。《法华经》宣传观世音菩萨能现三十三种化身，救十二种大难，能解除人们的一切苦难，最能迎合现世利益的要求，所以观世音菩萨的造像特别多。
            唐代洛阳地区流行的佛教宗派有禅宗、净土宗、密宗、天台宗和华严宗。这些佛教宗派在龙门均有造像可寻。禅宗开凿的洞窟有看经寺、擂鼓台中洞等。净土宗开凿的洞窟有潜溪寺、宾阳北洞、宾阳南洞（以上二洞将指正壁大像而言）、双窑北洞、万佛洞、清明寺、净土堂、西方净土变龛、高平郡王洞、二莲华洞（以上为西方净土，又中弥陀净土）、双窑南洞、惠简洞、极南洞、擂鼓台中洞（正壁摩崖造像）等（以上为弥勒净土）。华严宗开凿的像龛有奉先寺。密宗的造像有擂鼓台北洞和南洞，以及万佛沟的千手千眼观音龛、千手千眼观音洞等。天台宗的造像有万佛洞前室的观世音菩萨像龛、万佛沟口的救苦观世音菩萨像龛等。
四、音乐
          隋唐时期，洛阳音乐也很兴盛，音乐在当时统治阶级安富尊荣的生活中居有重要的地位。为了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不但调集大批乐工、歌舞艺人充实宫廷的各种乐舞机构：清商署（隋朝的乐舞机构）、教坊、梨园、太常寺（唐朝宫廷的乐舞机构），而且有计划地培养专业艺人，分散在各地的官伎、营伎、家伎、大都能歌善舞。南朝音乐之精华，北朝音乐之新声，皆盛行于洛阳。唐代，洛阳的音乐也很发达。隋唐时期洛阳音乐的盛况，今日已不复再现，只有通过龙门石窟的伎乐天和伎乐人所执的乐器来管窥当时的音乐状况。龙门 唐朝的乐器共十八种，民族传统乐器和新输入洛阳的域外乐器各占一半。这种情况 ，一方面说明唐朝洛阳是传统乐器和南北朝以来新输入乐器是并重的，是汉乐和域外乐融合发展的；另一方面说明唐朝洛阳有大批南北朝以来新输入的乐器，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唐代洛阳音乐。龙门石窟的伎乐天和伎乐人，经我们积累了丰富的音乐史资料，能使我们今日看到久已失传的唐朝乐器，如箜篌、筚篥、法螺、鸡娄鼓、竽、排箫、击板、贝等，为今日研究唐代洛阳的音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形象。
五、诗人与文字
            自汉至唐，洛阳不仅是我国的京都，而且是个文化名城。它那巍峨的城阙，壮丽的宫殿，辉煌的佛寺，林立的宝塔、美丽的苑囿，秀丽的河山，无不令人憧憬而思慕，因此，无数文学家、诗人和画家荟萃于此。城南的龙门。人杰地为，山水秀丽，风景宜人，唐宋时期为洛中游宴之所，无数游客，登临浏览；文人骚客，流连于此，诗词吟咏，佳作颇多。
           其中涉足龙门的唐代诗人有沈佺期、李峤、张九龄、宋昱、李颀、刘长卿、孟浩然、李白、杜甫、韦应物、武元衡、东方虬、宋之问、白居易、李德裕、刘沧、司马札等，皆有咏龙门诗，传布文苑。这些诗歌不权在研究文学艺术方面有着一定的价值，而且对研究洛阳和龙门的兴废变迁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唐天授元年，龙门香山寺修葺一新，武则天率群臣游香山寺，命群臣赋诗纪胜，诗先成者赐以锦袍。东方虬诗先成，赐以锦袍，宋之问诗后成，则天叹赏其诗词句工绝，文理兼美，乃夺赐虬之锦袍给宋之问。这便是流传至今的“香山赋诗夺锦袍”的佳话。
           由此可见唐代文人雅士登游龙门赋咏的盛况。唐天授元年，凤阁侍郎宗秦客于洛阳将别出新裁的改造天地等一批文字奉献给武则天；武则天也改自己的名字为“曌”（同“照”）表示日月当空高照之意。并下诏通行各地。龙门石窟自天授元年以后开凿的窟龛较多，这批新创造的文字大部都有使用。当时使用这批文字，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混乱，但是，对我们今天判断龙门石窟一些窟龛造像的年代却提供了极大的佐证和方便，可一看而知是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间的窟龛造像。
六、行会
          唐朝洛阳经济繁荣，商业发达，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洛阳出现了同行业的手工业者商人的联合组织――“行会”。行会都有自己的行规，他们除了遵守官府所规定的商品规格、质量和价格等外，还组成以开窟造像事业为主的佛教组织――“社”，或叫“香火社”，共同烧香敬佛，进行祈祷龙门有唐代洛阳北市香行社于永昌元年三月八日开凿的“香行社像龛”，彩帛行于长帮三年开凿的“北市彩帛行净土堂”、丝行于武周后期开凿的“北市丝行像龛”。这些像龛还留有铭刻，其社职之称有社老、社官、平正、录事、社人。社老和社官是社的领导，平正是社的平判，录事负责社里的文书管理。从龙门的铭刻来看，一个社的成员约有十多人或三十人左右。龙六行会社团的造像为我们研究唐代洛阳的行会组织和民间社团保存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七、中外往来
              中国佛教经南北进至隋唐，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使中国佛学进入鼎盛时期，这就吸引了众多的外国僧侣到中国参学礼佛。其中涉足龙门的外籍僧人有鳊的菩提流志、地波诃罗（日照）、宝思惟、惠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般若刺等，有吐火罗僧人宝隆， 有日本僧人晃衡、圆珍、奝然，以及新罗（朝 鲜）僧人等。他们在龙门有的开龛造像，有的礼佛，有的死葬于此。据史书记载。唐朝洛阳居住着很多外国僧人和胡裔，唐朝政府特为他们建立佛寺，“波斯胡寺”、“祅祠”、“胡祅神庙”进行宗教活动。
              由此说明当时洛阳不仅是国内的一个佛教中心，而且也是外国僧侣会集的都市。他们为佛教文化的交流，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龙门石窟是洛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洛阳历史文化关系至深，从某种意义上讲龙门石窟是北魏至唐宋洛阳历史文化的体现和反映。洛阳文化遗迹存留于今者，以龙门石完整、全面、形象，给研究北魏至唐宋洛阳的历史文化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