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学产生的标志——黑城的重大发现

如果说，“西夏碑”的发现与中外学者对西夏文字的判定，是西夏学的启蒙阶段的话：那么，20世纪初，西夏考古在黑城的重大发现，

则是西夏学产生的标志。 

　　黑城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南，是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故址。20世纪初，俄人科兹洛夫、英人斯坦因先后在这里盗掘；30年代前

后，中瑞（典）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来此考察和发掘；建国后，甘肃、内蒙古文物部门，多次在这里调查和发掘。上述各方，每次调查和

发掘，均有所获，而科兹洛夫的发掘，所获文物最多，特别是西夏文文书，对西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兹洛夫率领的俄国地理学会蒙古四川探险队，于1908年３月、1909年５月先后两次在这里发掘。在所获文物中，最为珍贵的是一批

西夏文刻本和写本、还有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和波斯文的文书。科兹洛夫写到，他在一座塔中，“找到三本书，约三十本珍奇的

西夏原件”。在另一座有僧人骨骸的塔中，是“整整一个图书馆的书、卷子和手稿，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有两千卷（册）以上；至于

说到画像，……它的数量达到近三百幅。”这么多的书、卷子、手稿和画，是多么珍贵的一批文物！这批文物，很快被劫运到彼得堡（今

列宁格勒），并于次年春公开展出。展出后，轰动学坛，影响很大。

    这批珍贵文献的整理编目工作，先后由著名学者聂历山、龙果夫、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主持进行，由于种种原因，历经半个世纪方

告完成，计有8090件。其中已考定者近3000件，计有西夏佛经345种，世俗文献60种，并写成《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西夏文写本和

刊本现已考定者书目》，于1963年在莫斯科出版。其中，世俗文献重要的有：汉籍西夏文译本《孟子》、《论语》、《孝经》、《孙子兵

法三注》、《类林》等；字典和语音表《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同音》、《五声切韵》等；西夏文学原著《西夏诗集》、《新集

慈考记》、《圣立义海》、《贤智集》、《新集锦合辞》等；历书、图表、图样有历书残页，西夏官阶封号，乐器图样等；咒文和医书《魔

断要语》、《谨謱》等；西夏法律文献《夭盛年改旧新定律令》、《新法》、《亥年新法》、《贞观玉镜统》等。这是多么丰富的内容，科

兹洛夫将出土这些典籍的塔，称之为“书库”，绝不过分。西夏考古在黑城的重大发现，堪称为世界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科兹洛夫在我国进行非法发掘，并将这批珍贵文物劫走，是直接侵害我国主权的行为：同时采用野蛮的“挖宝”方式进行发掘，致使大

片的文化遗迹遭到破坏，也是应当谴责的。但这批珍贵的文献，不仅为解读西夏文字提供了最关键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西夏的社会历史、

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等，开辟了新的蹊径。聂历山说：“刊布科兹洛夫所获文献，乃是具有头等意义的科学事业。”随着这批文

献逐渐刊布，吸引许多国家的学者进行研究，从而使夏学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促进了世界各国对我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因此，将黑城考古

发现作为西夏学产生的标志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