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让所有哲学家不断思索与研究的一项迷题。古希腊哲学家帕尔米尼笛斯的学生，意大利南部埃里亚的芝诺，曾经创造了一个著名的佯谬来捉弄世人，他举了一个“勇士和乌龟”的例子：设想勇士在追乌龟：当勇士达到当初乌龟在的地方，乌龟又走了一小段路；当勇士把那段路走完后，乌龟又走了一段，这样下去，永无止境。乌龟永远在前面跑，勇士永远在后面追。芝诺想以此来证明：“如果时间可以无穷地分而再分，运动将是不可能。” 也许，时间是可以无穷地分而再分的，但对于阿尔村，运动却是可能与真实的，它带来的变化已经产生。历史，它从未停止脚步，文明，每天都在新陈代谢，即使是在清代《汶志记略》中称其为“壁立千仞、飞鸟绝迹、中通一线、路不容车”；即使至20世纪90年代也几乎与世隔绝的阿尔村。

云端的阿尔村

时间是让所有哲学家不断思索与研究的一项迷题。古希腊哲学家帕尔米尼笛斯的学生，意大利南部埃里亚的芝诺，曾经创造了一个著名的佯谬来捉弄世人，他举了一个“勇士和乌龟”的例子：设想勇士在追乌龟：当勇士达到当初乌龟在的地方，乌龟又走了一小段路；当勇士把那段路走完后，乌龟又走了一段，这样下去，永无止境。乌龟永远在前面跑，勇士永远在后面追。芝诺想以此来证明：“如果时间可以无穷地分而再分，运动将是不可能。”

也许，时间是可以无穷地分而再分的，但对于阿尔村，运动却是可能与真实的，它带来的变化已经产生。历史，它从未停止脚步，文明，每天都在新陈代谢，即使是在清代《汶志记略》中称其为“壁立千仞、飞鸟绝迹、中通一线、路不容车”；即使至20世纪90年代也几乎与世隔绝的阿尔村。



　

羌历年的见闻

　

2005年11月2，农历乙酉年十月一日，阿尔村羌历新年初一的大清早，我站在阿尔村巴夺寨村口的桥头。桥的左方，寨中惟一的饮水源，一根从巴夺沟深山老林中引出的长达2公里的塑料水管，不停向外流淌着山泉水。村民羌释比朱光亮的老伴，衣穿自织的形似旗袍长及脚背的麻布长衫，头缠白色的瓦状头帕，腰间束着绣花腰带，在水管下淘洗自家刚从土地中挖出来的土豆。她的身旁，巴夺沟上游金刚砂厂排放出的工业污水，把一条原本清亮的溪水染得混沌不堪，暗红色的溪水，在桥头下方不远处的深处中与阿尔沟的溪水混合在一起。一清一浊两股水流，形似白昼与夜色的交替；一明一暗，又如时光的真实与历史的隐部，它们走到了一起，构成了一个古老羌寨当下的画面。



在西方哲学史中，芝诺用“勇士和乌龟”的谬论，只是天真地企图用以证明：“如果时间可以无穷地分而再分，运动将是不可能。”在巴夺寨的桥头，四位衣着羌族麻布长衫，袍外套着一件羊皮背心，衣领口、袖口、腰带上绣有各种几何花纹图案，头缠黑色与白色瓦状头帕，脚登云云鞋的妇女，领着三位儿童从我身边匆忙走过。她们身边的儿童，全清一色的汉式童装，只有脚下，还穿着羌族传统的云云鞋。如果皮鞋的购买价格，对应于他们一年微薄的收入，在心理与经济上能让他们年青的父母承受，毫无疑问，这些孩子早就换时髦的鞋子了。就像我在村中走访时所见到的一样，即使是在羌历年，男人们，已几乎很少人换装崭新的羌装了。窄小的巴夺寨，朱光亮的老伴和这四位年迈的妇人，是我上午遇到仅有的衣着传统羌装的羌民。也许，时间是可以无穷地分而再分的，但对于阿尔村，运动带来的变化已经产生。历史，它从未停止，文明，每天都在更新，即使是在壁立千仞、飞鸟绝迹、中通一线、路不容车而长期与世隔绝的阿尔村。

在离桥头不远的地方，巴夺寨村民余世云正用羌族特有的“木钥匙”锁上全寨村民公用磨房的大门。磨房是一座建于清代的石垒圆形碉房，形似碉堡。在巴夺寨阿尔沟水电站未建成之前，这是一座水磨房，磨盘靠巴夺沟的溪水冲动，现在有电了，改成了电动磨面机。在阿尔村巴夺寨，木钥匙羌语称为“习角娃”，木锁称为“玉叉阿布”。“现在寨子里的木锁大都没有了，因为有了铁锁，木锁已不再使用了，只有这座磨房，是寨中惟一留有木锁的建筑了。”余世云说道。



　

大地的失落者

　

2006年11月，同样的一个羌历年，站在巴夺寨的桥头上，巴夺沟的溪水一如往常在我眼前奔流而下，山岭迷雾，村庄寂静。去年全寨的饮水地点，据村民余世云介绍，因购买时图便宜，塑料管质量不太好，早爆管了，已废弃不用了。村民余世华等7户人家共同集资，各自铺管将山泉直接引入了家中，余下的村民在寨外不远处打了一口井，将公共水管改在了巴夺桥的右手边。巴夺沟上游的金刚砂厂，因严重污染环境，已被强制关闭了。一块写有“古羌释比文化保护基地”的石碑立在溪水边，一切仿佛是在向着良好的态势发展了。但我内心知道，水管空间的变迁是我们肉眼能发现的，一块石碑的出现与一个小厂的关闭，是我们第一时间能感知到的，但文明的步伐，犹如一个精准的天平，这头上去了，另一头，总有些东西会跌落下去。村寨那些更为隐秘的变化与变迁呢，它们会不会也改变了空间，甚至，伴随着那根爆裂的水管，一去不复返了呢？



从桥头望过去，洛格取山脚下巴夺寨新寨的中心位置上，一座两屋高完全汉式的碉楼刺入我的眼帘，在我记忆中，那是村寨老磨房的位置。走近一看，这里已变成了阿尔村村办公室所在，老磨房拆了，新建的碉楼中，几个水电工人正站在一张课桌上铺设电线，安装电灯泡，一个装修工大声喊叫道：“叫书记来看一下，灯泡安在什么位置。”一个村寨的古老历史，起码是它的一个片断，断裂了。不但是木锁、木钥匙，还有与此相关的更多民俗风情，树木和石头一同在这座古老的羌寨中，随着石磨房飞快消失了。在陪我前去采访释比余世云的山路上，年青的余正国不屑一顾地说道：“磨房没什么大不了。我们用石头再修一个就是了。”石磨房是任何时候都可以重建的，但历史，它只有一次。

“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同时识别一个新的物件，一盏灯、一幅画、一面钟，这是一种日常经验。但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并立刻指出最近刚搬走的东西，就很难做到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添加了什么，却不太容易注意到‘减少’了什么，比如物体和声音的消失。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过去了，我们都没意识到它们已不复存在。也许，有一天一进屋我们便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不适：什么东西消失了，可那是什么呢？”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的这段文字是很形象、很有意味的。但一旦我们感觉到什么东西消失了，雅各比便告诉我们一切“为时晚矣”。古老的文明，一般而言，犹如尘封于黄土之下的文物，当它们一旦被发现，并重见天日，它们的衰竭便开始了。弱势的文化与文明，面对外界强大的文明，有时，比玻璃杯还脆弱，还易碎。

在余世云的家中，老俩口正座在火塘边烤火，余世云默默抽着兰花烟。阵阵烟雾从他的嘴边吐露而出。余家的几个孙子，在屋里穿出穿进。“现在，整个阿尔村常住人口700多人，外出打正、参干的就有近千人，巴夺寨现在常住人口250多人，但外出的却有300多人了。年轻人大多都下山了，寨子中只留下了老人和小孩。”说起村寨中的现状，老人有些担忧，“20多年前的羌历年，像这个时候，大雪早封山了。人出门，脚一踏下去，大雪齐小脚深了。但现在，大雪来得越来越迟了。”他有些不明就理的补充道。

余正国给余世云谈及进山砍取还愿所需的“沙杆”的事宜，厚道的余世云满口答应了。“现在羌历年，没有人出面组织‘还愿会’了。我们只好自家办了。”说这些话时，年轻的余正国有些不满，但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