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州古钱币 [上一篇]

[ 2013-10-17 23:34:00 | 作者:贺州博物馆 | 出处:原创 | 天气:晴 ] 字体:

贺州古钱币
贺州古钱币
彭众 吴秋莲
一、贝币

东周.贝币

周贝币,为贺州市沙田龙中山出土。背磨穿式,乳白色,质地坚硬。
在我国,商早期出现用海贝随葬现象,贝多置于死者口中,手内,或成堆堆放,商晚妇好墓随葬有六千多枚海贝,海贝似已是财富的像征。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青铜仿贝(公元前14—11世纪),完全仿大孔式海贝制作,和真贝一样殉葬于墓室之中,它们应该是中国金属铸币的滥觞,或者可以称之为原始金属铸币。另外,甲骨卜辞有“赐贝”之语,商金文中也有王或贵族赐予属下若干“朋”贝的辞句,“朋”是贝的单位,有一朋五贝,一朋十贝两说。再者,《尚书.酒诰》记载周公训诰商遗民:“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厥父母。”可见,商人已有经商的传统。以上三点说明,在商代,海贝可能已有货币的职能。
在西周,仍然存在大量的海贝随葬现象。赐贝的文字记录较多,甚至有周人用土地和其他物品交换时以贝做为价值尺度的记录。海贝做为一般等价物职能得了到确认。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币在中国正式诞生,特别是在在春秋晚期开始发大量铸行,即中原地区的布币,西部地区的圜钱,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刀币,以及南部地区的蚁鼻钱。它们分别脱胎于曾经充当过实物货币的农具铲、工具纺轮、刀削以及海贝。
因此,海贝的货币职能,可以认为从商晚开始,一直使用到春秋晚期或稍晚。
贺州出土的天然海贝背部人工穿孔,并经过磨锉,便于用绳子穿系。是属于较晚期的贝币。贺州出土的贝币最少表明,在春秋晚期战国早期,贺州经济较发达,在满足贵族物质生活需要的情况下,还有多余的物品用于交换,也可能有经商的现象。
二、半两

汉初.半两 昭平县出土
目前,发现较早的半两钱是战国晚期秦国半两,秦始皇兼并天下后,于公元前221年始铸秦半两并推行于国内。秦半两法重十二铢,但实际上大小重量不定,钱体欠圆,有浇口,铸造粗造。秦朝沿用半两钱标志着中国古代钱币的初步成熟,开创了以重量为钱币单位的新时期。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一的一重要里程碑。
汉半两铸行情况:秦亡后,楚汉相争又给生产力带来极大破坏,经济水平低下,汉初沿用的秦半两钱显得过大,刘邦令铸三铢钱,并许可民间铸钱,面仍用半两,称小半两,荚钱。高后二年,铸八铢半两,并禁民间私铸。高后六年,因八铢过重,民不乐用,改铸五分钱。文帝五年铸四铢半两,重新许可民自铸钱,铸造整齐,是汉初标准程度较高的一种半两钱。武帝继位时,市面上流通的四铢半两实际上已陆续减重至三铢或不足三铢。建元元年,武帝销毁过去四铢半两,铸三铢钱,三铢重如其文,对稳定当时经济秩序是有利的。建元五年铸四铢半两,称三分钱。元狩五年,罢半两钱,始铸五铢,重如其文,半两钱在历史上彻底终结,中国货币经济开始进入繁荣时期。元狩五铢重量适中,设计合理,开创了一个长达七百三十多年的五铢流通时期,成为此后圆钱的楷模。
此出土的半两钱无内外廓,制作规整,钱文书写和先秦半两完全不符,另外,东汉并无半两铸钱,但此半两钱和汉初半两相符,故为汉初半两。贺州在汉初为南越国,于元鼎六年始归汉。贺州仅存的半两钱是较少的。半两钱流入贺州可能与赵陀南征或汉初的南北经济交流有关。
此钱出土于东汉墓中,西汉钱葬在东汉墓中,亦符合历史逻辑的。

三、五铢钱

西汉.郡国五铢

历史上五铢铸行情况:
由于半两钱越铸越轻,以及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耗资很大,国库空虚。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准郡国铸新钱,钱文“五铢”,称郡国五铢。由于郡国五铢为郡国分散铸造,大小重量参差不齐,以至于越铸越小。元鼎二年(前115)改由京师官统一铸造“官赤仄”,即赤仄五铢,重要的特点是钱币边缘磨光。元鼎四年(前113)废赤仄钱,由上林三官铸造新五铢钱,称“上林三官五铢”,或“三官”钱,“上林”钱。上林三官五铢是西汉五铢中最容易看到的一种,三官钱铸造工艺先进,多为铜范或制作极精的泥范所造,其制形及“朱”头方折的特点是由三铢钱继承而来。所谓的三铢钱,是西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始铸的钱币,其文“三铢”,存世很少。西汉昭帝年间(前86-前74)铸造,较上林三官钱又新铸了一种五铢钱,大小和上林三官钱相同,但重量却较上林三官钱略轻,但又比宣帝钱稍重。昭帝五铢钱文瘦长,“五”字两股交笔已渐变弯曲,两股末端有明显的收分,上下横较长而接于外廓。西汉宣帝(前73)铸宣帝五铢,宣帝五铢与昭帝五铢风格接近,“五”字交股弯曲很大,左右几乎对称。宣帝时,五铢币值很高,“谷石至五钱”,是中国历史文献记载最低粮价。约在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始铸一种小型五铢钱,其面文“五铢”,铸造得非常精美,有正面有周廓,无好廓,背有周廓和好郭,径12毫米,实为冥币,并非行用钱。西汉成帝、哀帝时期,出现一种用普通五铢钱经磨锉加工而减重的钱币,叫剪轮五铢,又称磨廓五铢或剪廓五铢。西汉后期的成帝哀帝时社会矛盾尖锐,灾荒不断。剪轮五铢是西
新莽末刘玄更始二年(24)铸造更始五铢。更始五铢钱文“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笔平齐,金字四点长方形整齐排列。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复铸五铢,称“建武五铢”。建武以后各期五铢钱较西汉各朝五铢轻薄,外廓较窄。东汉“五铢”二字宽肥圆柔,笔划粗浅,“五”字交股弯曲,上下两横不出头。“金”字头程三角形,“朱”字上横圆折。另还有各种记号钱,如星,竖画,横画等。带记号的钱一般比不带记号的钱要轻薄些。
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始铸四出五铢钱,也称“角钱”。其背面从穿廓四角各出一道凸线直抵外廓。四出五铢比一般东汉钱铸得好,是一种重钱,数量较少。
东汉后期出现对文五铢钱,就是一个东汉五铢钱被剪凿成两个后,中心部分为“对文”,即其文字只剩一半。冲凿后的东汉五铢钱内部为对文五铢,外部则称綖环五铢,钱面文字只留“五”之半,“铢”之金。对文五铢中,有些外廓光洁整齐的,是经铸成的仿对文五铢,称铸对文。
三国时,经济状况很差,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以“谷锦”为市。北方曹魏于魏明帝在和元年(227)始铸曹魏五铢。其字形较长,“五”字靠外廓两角不全,“铢”金旁多为半个,象剪轮五铢再加上外廓。
蜀汉刘备于东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始铸直百五铢。“直百”在穿上下,“五铢”在穿左右,好正背面都有廓,钱背多有符号或文字。在后期,只铸“直百”而省“五铢”二字。
南朝五铢,梁武帝天监元年(502)铸天监五铢,穿正面上下有半横廓,背面全廓。普通四年(523),铸铁五铢,背四决。元帝复铸铜钱,其面穿上下有两个星点,钱文五铢,史称二柱五铢或二柱钱。敬帝太平元年(557)铸四柱五铢,和二柱五铢相比,其背面穿左右多了两个星点。陈文帝天嘉三年(562)铸天嘉五铢,正背面都有好廓和外廓,有的正面穿上下各有一星点。
北朝五铢,太和十九年(495),始铸“太和五铢”。永平三年(510),改铸“永平五铢”。 永安二年(529),又改铸“永安五铢”。文帝大统六年(540),铸“大统五铢”,形制文字似永安五铢,仅存“五铢”二字,其面穿右侧多一竖画,阔缘,字篆书近方形,“五”字交股笔直,上下横笔连廓,“铢”字金头歪头,“朱”上下笔为方折。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553)铸“常平五铢”。篆书,其“平”字上横也穿下缘平行,互用,看上去似一横郭。
隋五铢,比较单一,“五”字左旁有一直,似内郭,其他三面都无,“五”交交股直笔或曲笔。正面外郭较阔,背面内外郭都较阔。注意和北朝大统五铢的区别。
此郡国五铢重如其文,有外廓,背内廓,外廓窄,约一毫米。“五”字交股呈斜直或微缓曲,左右呈平行状,“铢”字模糊,金头呈三角形,“朱”上有圆折意,下圆。符合郡国五铢的特点。
西汉郡国五铢为“五铢”钱始祖。隋“五铢”钱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晚的“五铢”铸钱,一直沿用至大唐武德四年。唐武德四年“开元通宝”始铸,五铢钱被唐“开元通宝”代替,五铢钱作为货币流通的历史彻底终结。

四、新莽泉

新莽.货泉 (标准型) 新莽.货泉(减重型)

货泉产生的背景:西汉末年, 平帝继位后,元帝皇后委政于其侄王莽,政权旁落外戚王莽手中。平帝元始五年(5),王莽杀平帝,次年立孺子婴,自为假皇帝,次年,为居摄元年。第三年(8)十一月改初始元年并登基,国号为“新”,西汉亡。
王莽当政时期多次改革币制,目的是削弱刘汉势力和搜刮民间财富。其币制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据摄”期,以铸大钱为主,以换取民间黄金。主要铸有“大钱五十”,“栔刀”,“错刀”,“金错刀”。第二阶段篡汉立“新”始建国时,以前期铸“刀”币有凶煞气不吉为由,废以前铸钱另铸 “小泉直一”。第三阶段为始建国二年(10),王莽颁布光怪陆离的“宝货制”,让人头晕目眩。第四阶段新朝中后期,天凤元年(14)王莽废大小泉,新铸“货布”、“货泉”二品并行。
货泉是王莽钱中传世最多,品种最繁杂一种,其形制、大小、符号五花八门,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类为货泉初铸时的标准钱,大小重量较一致,径约23毫米,重约3.2克。面文“货泉”二字书写工整,风格一致,周廓文字线条纤细,劲挺有神。多有内廓,或“重好”、背四决,面文外廓有的外高内下。记号钱有半星,决文等,但数量较少。另一类为减重型,径约22毫米,重2克上下。较前类工艺粗,大小不一,多符号钱。此类钱面多无内廓,在货泉中占相当大比例。另外,还有一种径在13-16毫米,重一克左右的小货泉。

五、开元通宝












唐初.开元通宝

公元六一八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是为唐高祖,建元武德。唐开国时仍用隋五铢旧钱,武德四年(621)七月,始废隋五铢钱,铸行新钱,命欧阳询书钱文“开元通宝”,意李唐要开辟新纪元(也有人认为应当旋读成“开通元宝”)。当年在河南洛阳,山西太原,北京,四川成都铸钱,赐李世民,李元吉各三炉,左仆射裴寂一炉。次年(公元622年)五月,在桂林设监铸钱。
唐初开元通宝的通字走之三点不连,字体纤细,钱背素面。径二十四至二十五毫米
唐玄宗的开元通宝走之三点相连,钱背或有“星”“月”纹等图案。
唐武宗会昌四年的开元通宝制作较粗,钱背有文字,且不清。
会昌五年后,许各地铸钱,钱背字五花八门。称会昌开元。
唐朝的开元通宝沿用至五代十国。
十国南唐吴越闽也铸开元通宝,通字特别。钱背有“福”字或“闽”字。
清太平天国时也铸开元通宝。字体完全不同。钱背铸“武”字。
此开元通宝特征完全符合唐初钱,为唐初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流通,结束了中国以计重钱币为主的历史,开创了‘宝’钱币时代。成为后朝铸钱的标准,一直到民国,历一千三百年。
六、宋钱

北宋.至道元宝 北宋.祥符通宝

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在开封兵变,即皇帝位,国号为宋,年号为建隆,为宋太祖,随后南征北战,统一中国。
宋太宗御书“淳化元宝”真行草三书体钱文,开创皇帝书钱文先例,也是行草书体入钱文之始。随后,又以真行草三体书“至道元宝”钱文。
淳化元宝铸行后,几乎每次改元都以新年号加宝文铸新钱。如遇年号为多个字时截取其中二个字加宝文做钱文,如大中祥符年间铸祥符元宝,祥符通宝。宝元年间铸新钱时,因年号也宝文都有“宝”字,组成钱文是“宝元元(通)宝”。只能另拟钱文“皇宋通宝”。“皇宋通宝”钱文有真体和篆体两种,并行流通。
据史料载,“皇宋通宝”不仅宝元年铸,还在康定,庆历,皇祐,至和铸行,历十六年,故“皇宋通宝”钱传世较多。
北宋钱以小平钱为主,大钱始铸于仁宗朝庆历年间,铸有“庆历重宝”钱。熙宁四年,由于军费需要,又铸“熙宁重宝”钱,以一当十枚小平钱。
北宋.熙宁重宝 北宋.元丰通宝

后来因为盗铸的多,改为一当三,六年又改为折二。从始当二钱在不自觉中形成了一种制度。南宋铸钱以当折二钱为主的定制,即渊源于此。

北宋.崇宁重宝 北宋.大观通宝(瘦金体)
宋钱宝文之繁杂在中国古钱币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般是年号或国号加宝文,也有不按年号和国号另拟钱文的,如圣宋元宝,圣宋通宝,在北宋只有元宝,通宝和重宝三种宝文,但南宋时宝文多至二十余种,更为复杂。在北宋,在多数情况下,凡宝文用元宝时,旋读,用通宝时,直读。但也有例外,如熙宁通宝虽为宝文,却用旋读,此后的元丰通宝,元右通宝,元符通宝(铁钱有直读),崇宁通宝都是旋读。但到了南宋,读法变得很混乱了。
宋微宗虽然是个庸君,却是个艺术家,其独擅瘦金体,所书瘦金体钱文铸钱艺术价值较高。比如“大观通宝”等。

北宋.宣和通宝 北宋.政和通宝(折三夹锡铁钱)

“夹锡铁钱”是宋徽宗时期铸造的一种特别的钱币,始初在陕西等边境地区铸行,目的是为了防止钱币流到境外后辽和西夏熔化铁钱改制兵器,但后来蔡京很快将其推行到其它地区,致使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铸行夹锡钱,成为改善财政状况工具。
贺州上寺钱监所铸政和通宝钱为折三夹锡铁钱,钱文有篆隶真三体,据说铸成后并没有参与流通,加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闹钢铁时把大量铁钱溶化,以及近年一些农民大量盗挖,遗址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遗钱稀少,至使仅存的少量铁钱价格日益看涨。
宋钱是我国钱币发展史上的巅峰。元明主要通行纸币,铸少量铜钱,但我市馆藏均空白。

七、清钱
清军于顺治元年(1644)挥师入关占据北京,开始了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时期。清政府总结历朝货币发行流通的利弊得失,吸取农民起义的教训,对纸币发行慎之又慎,还严格控制铸钱和发行,限制了通货膨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了比较稳定的流通秩序和钱币信用。


宝泉局铸


宝东局铸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世祖死,子爱新觉罗.玄烨即位,改次年为康熙元年。康熙实行兴修水利和免税等政策,刺激了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康熙在位61年,铸钱数量虽多,但品种较少,元年至二十二年,沿用顺治一文重一钱四分。二十三年改为重一钱。四十一年又改回重一钱四分,并重申每千钱准银一两。大的钱径28毫米,重约4.5克,小者径23-25毫米,重3克。康熙时期,宝泉局还铸过一种径为21毫米重4克多的钱,铜质精良,其钱文上的熙字,从“熙”,俗称罗汉钱。
康熙六十一年(1722)崩,世宗次年改元雍正,雍正朝实行紧缩铸币政策,规定各省只准设立一钱局,并重定钱背文格式,背文穿左为满文宝,穿右为满文省局简称。从此,背文沿用至清末。雍正钱初沿用康熙四十一年每文钱重一钱四分的规定,雍正十一年,改每文钱重一钱二分。此后百多年制钱重量再无变更。
雍正十三年死,高宗次年改元乾隆。乾隆钱局较雍正有所增加,钱文用宋体,钱重袭雍正十一年规定。乾隆以前制钱用料,是不加锡的,以铜铅锌配铸,成品色偏黄,称为黄钱。乾隆五年始有铜铅锌锡相配铸钱,色泽青黄,称青钱。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立十五子为太子,次年传位太子做太上皇,改元嘉庆,于当年铸乾隆通宝和嘉庆通宝各半。嘉庆通宝面文仍用宋体,制作比较规整。嘉庆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死后,各钱局有不同程度掺假,铜钱质量参差不齐,造成文字不清,钱体轻薄,有的一千钱不及四斤,铁质低劣,铸工粗糙,被称为“局私”钱。是清王朝走上腐败的表现。嘉庆通宝制钱中有一种钱背文不依常规,穿左用草书,穿右用楷书,另一种钱面文竟把嘉庆二字改为“太平”,都属于吉庆纪念币,同样参与流通,因量较少,为清钱的收藏重点。
嘉庆二十五年(1820)仁宗死,宣宗次年改元道光。道光钱质量已变得非常差了,到咸丰时开始铸大钱,但很快又停止发行,一直到光绪时银元诞生。
总体说来,从古至今,清代钱在中国历史上币值最稳定,是唯一能保持基本不通胀的最成功的的钱币。如果单从这点上来说,清政府确实是一个‘好’政府。
贺州出土的古钱币表明,贺州至迟在东周已和中原地区有了经济往来,到汉初时开始溶合到全国经济体。但贺州出土的钱币与历朝铸钱并不连贯,或者说很难齐全。除了宋大量铸钱的原因宋钱最多外,汉钱相对而言稍多,其余各朝代钱非常少。馆藏古钱的种类和数量与汉时贺州鼎盛,汉以后贺州政治经济地位下降有直接关系。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贺州古钱是贺州历史上政治经济状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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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川麦岭兵营
彭众
五岭是长江与珠江水系的分界线,也是我国重要的一条自然和人文分界线。舜帝“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虽然南岭阻挡南北,但在秦前,人们早已利用山脉间形成的山涧径道交通往来。舜帝走过的应当就是山涧径道。《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战国后期楚国“南有洞庭、苍梧”,苍梧的范围,一般认为已达五岭山脉的九嶷山附近。《史记•甘茂列传》载,公元前305年,楚灭越国,“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厉门,《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濑湖”;《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厉门,度岭南之要路。”《读史方舆纪要•江西南安府横浦关》“或曰即楚之厉门”,并认为徐广注释“似误”。实际上,楚之厉门不在粤赣交界的横浦关,而在离(漓)水支流濑水(荔江),即今广西荔浦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相关图页也标绘于此。以上证明,自古以来,岭南岭北就已经有了通道,富川麦岭“犬牙壤错,峻岭崇山绵亘于外”,正处于南岭古道的重要关口。现存建于麦岭两山隘口处的红岩城墙遗址,隘口古道为青石块铺筑,隘口城墙长约40米,高约2米,底宽5米,截面呈梯形状。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广西都指挥使韩观,镇压富川民族起义后,为巩固其统治,经奏准,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由桂林等卫盈余军士拨设置千户所,即富川守御所。守御所设正千户、副千户、百户共16人,吏目1人,原领武装兵力(军士)1 249人,后剩200人,除留40人分守县城四门外,其余160空派守教场等15个防堡。守御所驻防富川灵亭乡霭石。洪武二十九年(1396),迁徙到县治(今富川县城)东北隅,守卫县衙和其他边界要隘处,麦岭营得到进一步加强。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平乐协统辖麦岭营和富贺营。原富川营归并贺县,改称富贺营,该营设都司1员,千总1员,把总2员。兵额初有309名,到乾隆中期267人;嘉庆初年269人。雍正八年六月初三(1730年7月17日),富贺营添设开山洞(尾)汛,设外委把总1员,领兵20名驻守。富贺营驻地在今八步区贺街镇。兼管富、贺两县。麦岭营设都司1员,千总1员,把总2员。兵额,乾隆中期234人,嘉庆初年236人。分别在小水峡、白沙、牛岩设防汛。驻地在今富川瑶族自治县麦岭乡。麦岭营管辖地方之小,竟与管辖地为富贺二县的富贺营从级别和人数上近平起平坐,由此可见,麦岭的军事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任云贵两省总督(兼辖广西),他考察富川后认为,麦岭是军事要塞,于是上书雍正帝,建议在麦岭设同知职都司府,添设守备、千总、营汛,重兵驻守。雍正帝批准了鄂尔泰的建议。雍正八年(1730)增设麦岭专营,营本部驻防设守备1人,都司佥书1人,千总1人,外委把总1人。初增设的专营守备为四川人魏文举。雍正九年守备(1731)为正黄旗人张应科。雍正十年(1732年)春,雍正帝批准麦岭专营升格为都司,始建都司署衙头门1座3间,仪门1座3间,大堂1座3间,左右6房6间,二堂1座3间,寝室1座3间,内使并厨房共5间,书房1座3间,茶房3间,箭亭1座,军器库3间等设施;千总署建头门1座,大堂3间,二堂3间,内房3间,兵房150间等设施。把总署建头门1座,大堂1座3间,内堂1座3间,书房1间,盘结亭1座,兵房50间,望楼1座等设施;外委把总衙署有头门1座,官厅2座,每座3间,盘结亭1座,兵房50间等设施,同时于富川县之牛岩、小水峡、长圳、龙窝、于贺县之开山洞(尾)分建营舍,设兵汎防。雍正十一年(1733)夏建成后,麦岭正式设都司暑衙、麦岭营守备署衙、千总署衙等。麦岭营兵额设310名,建有骑讯、兵库和粮栈。麦岭成为当时清政府扼守桂东的军事要塞。署衙旧房现由麦岭中学使用。
道光十四年(1834),富川县增设钟山汛千总1人,原领武装兵力(以制兵)310人,其中马战兵15人,步战兵78人,守兵217人。后抽拨战守兵44人,给义守协,尚存守兵266人。驻防麦岭营本部129人,其余137人,采用按季度轮换办法,分别调拨牛岩等4个分防汛和麦岭塘等17个要隘处驻守。至咸丰四年(1854)麦岭营马步战守兵减至234人。同治四年(1865),麦岭营奉令裁减马战兵3人,步战兵19人,守兵112人,全部兵力仅剩下100人。驻防富川与湖南交界接壤的麦岭区域,以加强边界防御。
解放后的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开始驻守富川麦岭。1988年9月,驻麦岭的四一军某团最后一个连队全部撤走。现遗存有麦岭部队营地旧址,营地东西长1500米,南北宽1000米,占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现存营房104座。
由于麦岭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至迟在明洪武设兵营以来,就一直是重要的军事要塞。各朝政府对麦岭的经营投入,成就了弹丸之地的古麦岭在历史最高峰时曾经设过都司府。都司为正四品,其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委书记还要略高。在麦岭营布置的兵力,最高时曾经达一千多人,加之商贾经古道南来北往,商铺,驿站的设立,使麦岭成为了贺州北面的军事重镇。麦岭古街,古民居,是历史的记忆。麦岭兵营,山隘,是沧桑岁月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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