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陀对岭南统一到中国版图，对岭南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历史上“南下干部第一人”，是开发岭南的“拓荒牛”。从公元前202年西汉成立算起，南越国向西汉俯首称臣共有73年（BC196—BC183，BC179-BC112），对抗的只有5年（BC183-BC179，BC112-BC111），故此，南越国在中国历史上，只能算是西汉早期的一个高度自治的地方特区。贺州，作为岭南特区的前沿，正是在南越国与西汉中央王朝的若离若合和在他们中间左右逢源的形势下得到较好的发展。从贺州地下出土的文物来看，西汉早期文物基本比较精美，一过西汉早期，墓葬中的基本没有真正的玉器，被滑石取代了。贺州各方面也渐渐走下了坡路

贺州，西汉岭南特区的前沿
彭众

贺州位于岭南之北，五岭中江西大庾岭的横浦关，广东揭阳骑田岭的阳山关，湖南桂阳越城岭的湟溪关，广西恭城都庞岭的龙虎关和广西贺州的萌诸岭莫邪关，鹰阳关，壕界，成为中原进出岭南的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舜帝“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在秦平岭南以前，贺州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部落，但各部属于古苍梧国，他们占据各关口，利用有利地形，同富川北面的零陵国对峙。贺州出土的青铜器表明，贺州是古战场。在贺州，还土出了大量的代表权力等级的青铜鼎，青铜簋，青铜尊等器物。其等级比起现苍梧出土的青铜器物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能当时的贺州是苍梧国的军事或政治中心。秦平岭南后，贺州属桂林郡，位于桂林郡北部，并和北面的长沙国交界。秦灵渠开通后，贺州的地理位置显得更为突出，成为中原进入岭南的重要门户。西汉使者陆贾两次赴南越戏赵陀归汉都取道贺州。“孝文帝时，再使（陆贾）南越，使尉佗去帝制，归附汉朝。”因为贺州特殊的地理位置，无论是汉中央王朝还是南越的地方政府，都曾给予贺州较大的政策投入，这期间，贺州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贺州在一定意思义上成为西汉在岭南的特区。汉武帝平南越后，在萌诸岭谷地设苍梧郡，公元前111年，贺州设临贺县，县城在现在的贺街镇浮山寺河对面大鸭村 。

历史见证的文物古道
舜时，零陵国和苍梧国有过战事，舜帝“崩于苍梧”后，厚葬于湖南的九嶷山。这是与贺州战事有相关联的较早史载。九嶷山是潇水的发源地，它流向湖南江华县水口镇和沱江镇，而湖南江华县水口镇一带有小圩和大圩镇，与贺州市八步区的开山镇连成一片，这一带基本是喀斯特地貌，地势平坦。江华县水口镇到八步区的开山镇路程才二十多公里，余存的石板古道20公里左右。开山到桂岭约十八公里，现存的七里坳百步梯古道是其代表，而桂岭河直接联接贺江，沿江可直达苍梧了。所以，桂岭自古以来被认为是越楚通衢的一条便捷通道。在这条通道边沿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鹰阳关，就在这关口，记载着多少悲壮的故事。开山的豪界也是重要的关口之一。桂岭有通关古道，周边有二道重要关口，有水路直接通向后方，作为前沿的军事重镇，桂岭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1963年，贺州桂岭出土了一个双F纹的陶釜，这种纹饰是岭南地区蛇纹的变种，和香港南丫岛大湾等地发现了青铜器和一种双F纹或夔龙纹，同属一个类别，都是岭青铜文化第二期夔纹陶类型，为西周晚期器。这一组文物做为岭南地区南北相影辉的重要器物，把岭南北方的桂岭和南方的香港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很容易勾划出江华——桂岭——贺街——苍梧——广州——香港这么一条重要交通线。在贺州桂岭，还出土了有典型的中原风格的西周青铜镈。这说明，大约在西周时期，桂岭一带就与中原发生过联系，再次验证桂岭有来往中原的通道。
1991年，贺州沙田河畔发现一座东周墓。出土了东周时期诸侯王级的高档酒器——麒麟尊。麒麟尊，眉饰蝉纹，颈部、腹两侧有夔纹，背部蟠龙，尾部附凤鸟，四足饰鳞纹，集中国古人创造的三大图腾麒麟、龙和凤于一身，整器器形矮壮，交融了中原、楚、越文化特征。同时出土的还有东周牛纹羽人划船铜鼓，鼓面中心是突出的太阳纹，太阳周围有凸起向外放射的三角形光芒纹，鼓肩饰羽人划船纹，鼓腰饰牛纹，和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鼓相似，属石寨山型 ，有浓厚的滇文化特色。铜鼓上羽人短发，与长发的汉人完全不同，此铜鼓人物像是越人的。同时出土的还有全国仅有的叉形器，陶儡。经检验，此墓葬陶器为贺州本地原生高岭土所制。出土的青铜器表明，贺州同时受滇、楚、越、中原文化影响，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有岭南的地方特色，还有滇、楚、中原风格。贺州是楚越滇文化交集地。这座东周墓出土的文物是在吸取各地精华，在创新和发展中制作的，当时的贺州可能政治稳定，经济相对发达，有相对独立的手工业体系。贺州沙田河到芳林贺江口一带，是春秋战国时期地方诸侯的行政中心。战国时期芳林渡的城喾营盘，正好位于沙田河和贺江交汇处，沿着贺江上溯到富川，再通过小段古道，越过一重要的三个重要关口之一的莫邪关或者谢沐关或麦岭关，又和江华古道对接上，会合于湖南潇水。所以，楚经潇水入越，可分两路南下，一路从桂岭，一路沿经富川，最后在贺街重新汇合，顺江直奔番禺。另一路由静入漓经贺州直达番禺。贺州的雄关漫道，成为诸候割据政权能独霸一方，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贺州，也成了一段时间来南越统治者据守岭南的北大门。
1980年，文物工作者在贺州铺门试掘了一座西汉早期的夫妇合葬大墓，出土了一批精美的文物，其中有一枚玉质“左夫人印”龟钮印章和一枚鎏金龟钮铜质印章。三年后的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也出土了一枚鎏金龟钮铜印，印文也是篆书的”左夫人印”四个字。贺州和广州出土的目前仅有的这三枚龟钮印章，在岭南地区形成南北映辉，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秦汉时期，对印章的钮式有规定，龟钮为诸侯王一级使用。诸侯的妻子称夫人，以右为尊，左夫人，其地位次于右夫人，地位没有右夫人显赫，贺州汉墓出土的“左夫人印”龟钮玉印，其身份应是诸侯之妻。但是，当时贺州隶属于南越国的桂林郡，一郡之下，怎么可能有“左夫人”导出的诸侯国王呢？原来，南越国的行政制度沿袭了秦朝的郡县制，同时又以独立国家的姿态分封了一些王侯，形成了和西汉基本类似的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行政制度。贺州作为南越国和长沙国交界地带，并且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南越国在贺州分封一个王侯做看门人，是完全有可能的。贺州的“左夫人”与南越王“左夫人”的身份显然是不同的。这说明，西汉早期，贺州南部存在一个国王，最迟在公元前111年为西汉所灭。
一山方过一山拦，凿通灵渠送兵粮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制国家。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任命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出兵平岭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四省交接的地方峻岭纵横，群山连绵。中原统治者要平岭南，必须穿越五岭，对伟人毛泽东来说是“五岭逶迤腾细浪”，但对秦军来说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据《淮南子•人间训》中记载，“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守塞镡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 九疑之塞，正是楚经贺州进入广阔岭南的重要关口，广西贺州的萌诸岭莫邪关，鹰阳关，壕界，成为中原进出岭南的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贺州富川县志载，屠睢就是在富川被杀死的。贺州萌诸岭关口在各关口中地势最平最开阔，距中原政治中心较近，因而他的重要性居首要位置。贺州在实事上成为秦军和岭南土著军队交锋的前沿阵地。五岭雄关林立，易守难攻，穿越九疑进入贺州要经过一段崎岖的翻山古道，大规模的粮草难运通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秦军犯了兵家大忌，且不说来自北方的秦军对南方温热潮湿之水土不服，也不说岭南土著军队是如何顽强抵抗，但就秦军千里行军，后勤供给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秦军在岭南打不起消耗战，持久战，秦军在历经三年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只能另想办法，开凿灵渠。秦始皇开凿兴安灵渠，直接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为平岭南运送兵粮打通了水路通道。从桂林到贺州，水路有漓江（贺州段叫桂江），陆路几乎是一马平川。打通了灵渠，也就越过了五岭，对秦军而言，攻占贺州是易如反撑的事了。另外，贺州境内的桂江,贺江和桂岭河,古道,通过灵渠直接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因此，贺州已成为中原进入岭南的交通总枢。交通线打通了，门户也打开了，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岭南正式纳入中国统一的版图。
《富川县志》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扩建岭口古道成为一条水陆兼程、以水路为主秦通‘新道’。”“新道起于湖南道县双屋凉亭，经江水县进入富川县境内，经麦岭、青山口、黄龙至古城止。陆路全程为170公里，境内约65公里。路宽1~1.5米，多为鹅卵石铺面，也有用青石块铺成的。道路蜿延于萌渚岭、都庞岭山脉丘陵间，北联潇水、湘江，南结富江、贺江和西江，使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通过新道紧密相连，为楚越交往打开通道。” 贺州古道是在湘桂边界的通岭口峡谷，即湖南道县双淳亭与广西贺州市的富川葛波镇交界处，秦汉时修建的一条170公里的通道。这条通道，穿过岭南五岭中的两个山岭；都庞岭与萌渚岭交界（也即是分界）处，以水陆联运的方式，连接了属于长江中的湘江水系之一蒲水，与属于珠江水系中的西江支流之一贺江（古名封水）之间的交通运输。这条古代的南北交通运输线，是现代学者张修桂从著名的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地形图》中发现的。他指出：“在北东走向的都庞岭和萌渚岭之间，存在着一条相对低下的北东向山间大谷地，恐怕并不为众人所知。该谷西部都庞岭，高程二千米以上；东部萌渚岭，高程也一千七百米以上。二岭间为低谷丘陵和山间盆地……谷地高程都在二百米以下……是整个南岭山脉的一条最大的山间谷地”。这样的地势是很适合修建交通大道的。这条古道的扩建，为以后汉加强对岭南的统治打下了基础。
前122年，赵眜病重，其在汉朝当宿卫的儿子赵婴齐向汉武帝请求回到南越国。同年，赵眜死去，赵婴齐继承王位　前115年，赵婴齐病死，太子赵兴继承王位，前112年南越国的丞相吕嘉杀死赵兴，发动叛乱，与汉对抗。
前112年秋，汉武帝调遣罪人和江淮以南的水兵共10万人，兵分五路进攻南越。第一路任命路博德为伏波将军，率兵从长沙国桂阳（今湖南境内），直下湟水；第二路任命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走豫章郡（今江西境内），直下横浦；第三路和第四路任命两个归降汉朝的南越人为戈船将军和下厉将军，率兵走出零陵（今湖南境内），然后一路直下漓水（今广西漓江），一路直抵苍梧（今广西境内）；第五路以驰义侯利用巴蜀的罪人，调动夜郎国的军队，直下牂柯江。《资治通鉴》卷二十记载：“秋，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财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由赵佗创立的南越国经过93年、五代南越王之后，终于被汉朝消灭了。当年，在贺街首设临贺县。贺州作为岭南特区的前沿宣告终结。

赵陀对岭南统一到中国版图，对岭南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历史上“南下干部第一人”，是开发岭南的“拓荒牛”。从公元前202年西汉成立算起，南越国向西汉俯首称臣共有73年（BC196—BC183，BC179-BC112），对抗的只有5年（BC183-BC179，BC112-BC111），故此，南越国在中国历史上，只能算是西汉早期的一个高度自治的地方特区。贺州，作为岭南特区的前沿，正是在南越国与西汉中央王朝的若离若合和在他们中间左右逢源的形势下得到较好的发展。从贺州地下出土的文物来看，西汉早期文物基本比较精美，一过西汉早期，墓葬中的基本没有真正的玉器，被滑石取代了。贺州各方面也渐渐走下了坡路。历史上存在的南越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岭南的统治是有借鉴的，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也算是历史的射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