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车马俑话六朝的贺州

从车马俑话六朝的贺州
彭众
2007年冬天，贺州市八步区将军山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骑马俑和牛车俑特别精美，从其胎质，釉色和生产工艺上看，与馆藏的东晋“永和二年丙午岁”八格盅相近。经综合判断，这批文物年代定为东晋晚期至南朝。
东晋-南朝青釉瓷骑马人物俑。有一长方形平台，四周缘有弦纹，平台上有一马俑，马矮壮，呈驻足不前的形态，马首正前上方挂一铃铛，马背上有马鞍，足为偶蹄。一骑士俑健壮高大，头戴笼冠，大耳，方脸、浓眉、凸睛、高窄鼻、张嘴露舌，满脸须，身穿大袖衫，左右裤侧皆刻画有粗犷的莲花图案。骑士俑跨坐于马鞍上，双手握马绳正视前方。马的左右各有一护骑俑立于马鞍前，手皆执马络。一名侍从俑立于马鞍右侧，一手触马背，一手握马鞍后鞍。马后左右各立一俑，双手执杖，呈护驾状。马下四人俑光脚，皆戴小冠，穿紧身衣裤，人体曲线显露无遗。整器胎灰白。平台、马俑、人俑均施青黄釉，但大部分已脱落。两晋南北朝时北方民族大量南迁，民族文化产生了大融合，生活在南方的民众已吸取胡服紧身的优点。人俑衣着已完全不见汉衣风格。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和庶族有着严格等级区别的。体现在士族的地主阶级和类似奴隶的庶族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四个侍俑身材瘦小，完全服务于衣冠与其完全有区别于骑士俑。此马俑为偶蹄，并不完全是马，可能当时南方少马，制俑的工匠只是偶然看过马，但没有认真看，不完全了解马的原因吧。
东晋-南朝青釉瓷牛车人物俑，有一长方形平台，平台四周边缘刻划有两纵两横构成闭合状的凹纹，台上有牛、车、人物俑。陶牛体形肥长，躯干粗壮，躬背俯首，驻足状，牛鼻穿绳，绳由驰牛车俑牵着，牛脖上架牛轭，牛轭两则挂车衡，接双辕直连牛车。牛车车厢长方形，平顶，顶棚前出檐，车厢前面全部敞开，可坐车观景，车厢两边封闭，车厢后置一门，供上下车使用，车厢下两个辐条式车轮由车轴相连，运转自如。车厢内较窄，排坐一人，前置一小案台，坐车俑双手撑向下放台面。坐车俑头戴笼冠，大耳，方脸、浓眉、凸睛、高窄鼻、张嘴露舌，多须，脸部表情丰富，呈笑容态。车前靠右则坐一手持牛绳的车夫，车夫头戴小冠，睛小，高鼻，阔嘴露舌。牛车左边有一侍俑，头戴笼冠，神情较为严肃，右边有一俑，双手执杖，头戴小冠，短眉，突睛，高鼻梁，张嘴露舌，奴笑状。车尾立一俑，亦双手执杖，头戴笼冠，肥耳，长眉，突睛，高鼻梁，张嘴露舌，神态自然。牛车下面三人皆光脚板，脚指清晰可见。五俑除头部形象化外，其他部位趋于抽象化，衣装不明，似紧身衣。平台，牛车、人俑均施青黄釉，大部脱落。牛车最初为周代时北方的贵族使用。牛车七平八稳，坐者悠闲自得，表现出士（贵）族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
东汉时期事死如事生的葬俗，在经过东汉晚期农民起义和三国战乱后，因经济困难的原因，由皇帝倡导薄葬或禁止厚葬而受到抑制。只是在少数三国墓葬中发现形体小数量少的陶鸭陶牛等陶俑，但并不成气候。随着三国在历史上的终结，厚葬之风在西晋时又开始有抬头趋势。到了东晋，马、牛车、人俑、地主庄园等的陶器大量出现。大量出现人物俑是东晋至南朝时期的特点。贺州出土的两晋南朝文物，充分再现了当时贺州的社会生活状况。
一般认为，六朝时期是我国最动乱的时期，为什么此时贺州呈现的是一派祥和繁荣景象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当时的贺州区位优势了。
贺州位于岭南北端。但南岭阻挡着南北，岭中有一条条由山间谷地和河流相互交联形成的走廊，贺州恰好就处在始安岭走廊和临贺岭走廊的交通枢纽之上。在古代，交通五岭南北的陆上通道靠的就是这些山谷通道。所以，贺州是岭南的北大门，其突出的地理位置早已为秦军利用过，秦以后历朝都极其重视，贺州成为历朝兵家必争之地。
另一方面，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天灾不断。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古中国开始进入战乱局面，人口快速减少，北方的曹魏因拥有“三十万口”而窃喜。岭南地区相对安稳一些，加之两晋时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仅仅一个临贺就有“口三万一千五百八十七”。贺州的人口资源成为当政者争夺的对象。
由于贺州的地理位置和人口资源的突出优势，为了加强对贺州的控制，在六朝这段时间里，贺州几易属地，曾经属交州，广州，荆州，湘州。三国时“吴分苍梧立为临贺郡，（脱交州）属广州”。《三国志》卷61《吴书.陆胤传》记载，其时的贺州一带已是 “风气绝息，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贺州走廊不仅是大量南迁人口的必经之路，也是岭南地区向六朝的南方政权输送物资的主要通道，这让贺州获得了大量较之其它地区优先发展的机会。当时，作为水上干道的贺江，十分繁忙，船来船往，桨声不断。在贺江上跑船的舟子纤夫们其繁重的工作强度远近闻名，就连后来梁朝的皇帝梁武帝都有所耳闻。他创作的《锦堂春慢.南朝寺》词中就写道：“只道竞陵大好，竟贞阳缧绁，临贺輈舻。”三国时，稳定富裕、人口众多的岭南还成为东吴与蜀、魏对垒的重要资本，其战略资源主要是经贺州运往长江前线的。但随着岭南发生的二次叛乱，孙吴政权风雨飘摇。在晋灭蜀汉得交州后，孙吴政权受到了来自北、西、南三个方向的包围和进攻。晋吴夺天下，把贺州推上浪尖风口。在失去贺州后，孙吴彻底失去了大后方，兵败山倒是很自然的事了，孙吴政权真可谓兴也贺州，败也贺州。
为吸取孙吴历史经验教训，东晋永和二年（346年），朝庭把当时朝中最有实力的大将桓温分为封临贺公。升平年间，当桓温被改封为南郡公后，朝廷又把桓温的第三子韻赐爵为临贺公。南朝时宋武帝刘裕于永初二年（421年）追封其母孝穆皇太后之父赵裔为临贺县侯，虽然是追封，但由此亦可见，开国武帝刘裕是相当看好贺州的。“休倩，太祖所爱”，宋明帝刘彧则于泰始六年（470年）将刘义隆第十六子刘休倩封为临庆王，以临贺郡为临贺国。临庆“领九县，户三千七百一十五”。梁时，武帝于永明七年三月甲寅（489年4月26日）封第十六子萧岳为临贺王。后来，被武帝任命为临贺内史的欧阳頠也是位有才干的官员。他先后在贺州、衡州、广州等五岭地区的多处地方任职，所到之处，都是政通人和。按照《欧阳頠德政碑》记载，由他治理过的地方都是：“火耕水耨，弥亘原野；贼盗皆偃，工贾竞臻；鬻米商盐，盈衢满肆；新垣既筑，外户无扃；脂脯豪家，钟鼎为乐；扬祛洒汗，振雨流风；市有千金之租，田多万箱之咏。”中大通四年（533年）梁武帝封养子萧正德为临贺王。陈朝宣帝则于至德元年（583年）把第二十一子陈叔敖封为临贺王。由此可见，朝庭垂青贺州非同一般。
正是由于贺州的区位优势和人口资源优势，引起了朝庭对贺州的高度重视，加上贺州土地肥沃和雨水充沛等因素，造就了富庶平安的贺州，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东晋名臣庾亮在贺州兴办临贺官学，竟然是岭南的第一座官办学校。贺州出土的庄园俑、骑马俑和牛车俑证明，士族在贺州经营庄园，安居乐业，甚至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贺州作为岭南的北大门，开之则吸取北方先进思想和技术，关之则可保一方平安。在一段时间内，贺州成为岭南安稳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