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舟 勤恳为民-千家驹在黄姚 [上一篇]

[ 2013-10-17 23:34:00 | 作者:贺州博物馆 | 出处:原创 | 天气:晴 ] 字体:

风雨同舟 勤恳为民 ——原经济学家千家驹在昭平 昭平县黄姚中学 古冬凑 1944年夏,日军为挽救在太平洋战争的失利,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疯狂进攻。湖南的长沙、衡阳相继沦陷,广西省府桂林危在旦夕。   8月以来,中共中央南方局为确保爱国文化人士及团体的安全,两次派出李亚群赴桂林,秘密部署疏散工作。南方局党员张锡昌、周匡人、狄秋白、邵荃麟等同志负责疏散工作。与此同时,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驻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也在策划文化人士和民主党派的疏散事宜。此前,蒋介石三次来电催促他到重庆任职,李济深召集李任仁、梁漱溟、陈邵先、陈此生、万仲文、甘介侯六人在广西建设研究会八桂厅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决定:李济深先生以养病为名,返回苍梧老家,准备以桂南和广东南路为活动范围,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武装斗争;立即将抗日反蒋民主运动的重点从桂林转移到其他地方。   9月中旬,日军进攻桂林前夕,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仓惶向桂西撤退。李济深等一行按计划撤回苍梧。张锡昌等人和省直机关部分团体顺桂江而下,来到昭平县城。   9月24日,在何香凝等民主人士的倡议下,县长韦瑞霖和疏散到来的民主人士及地方爱国人士,奋起组织“昭平抗日自卫工作委员会”。主任严直方,副主任韦瑞霖、何海筹,顾问何香凝。陈邵先为政治部主任,负责联络各方面抗日力量;欧阳予倩为宣传部主任,负责宣传发动及慰问等工作;陆军大学少将教官李卓贤为军事部主任,负责督训县乡抗日自卫队、查看地形、制定对敌攻防计划等工作;千家驹为经济部主任,负责广开生活物资来源、稳定市场物价、开办平民商店工作。   10月10日,桂林沦陷。11月24日,南宁第二次沦陷。桂林失守后,荔浦、平乐、蒙山、钟山相继陷落。昭平面临日寇入侵。 10月以来,中国工业合作社桂林分社的张锡昌和千家驹等人派员对昭平的农村经济进行一次深入的调研。在思勤江、抚河、北陀等地的16个乡镇36个村(街)展开调查。主要调查农村土地关系、租佃制度、田赋税捐、劳役、高利贷剥削,还有土特产品、农副产品及工业、文化教育等情况。 11月1日,由千家驹、张锡昌、欧阳予倩、陈邵先、莫乃群、胡仲持、陈寅初等人筹备出版的《广西日报》(昭平版),在县城正式出版发行。千家驹任报社社务委员会委员,负责报社有关日常事务,并为报纸撰写社论、时评和其他文章,宣传抗日救亡、唤起民众,鞭笞丑恶,彰显正义。 年底,日军入侵昭平县城前夕,为安全起见,陈邵先率领的广西建设研究会,随行的有陈此生、卢兵等人;万仲文领导的广西文化供应社,有万一民、覃展等人;陈邵先、万仲文率领的广西建设印刷厂,有经理黄洪年等人;欧阳予倩率领的广西省立艺术馆三十多人;张锡昌、千家驹、徐寅初率领的中国工业合作社桂林分社;民主政团同盟的梁漱溟等人;《广西日报》社主编莫乃群和一批文化人士;国民党左派元老何香凝、科普作家高士其等人,从县城撤退到黄姚镇。何香凝、梁漱溟、陈此生等人在黄姚稍作停留就到了贺县八步。   千家驹祖籍河南武陟,高祖时迁至浙江武义县,1909年8月生,17岁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32年毕业,曾参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时,经胡适举荐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曾到广西调查经济状况,并出版《广西经济状况》一书,1937年应邀到广西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兼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经济部副主任。 黄姚镇是贺、钟、昭三县边陲最繁华的农贸、商业中心。距离县城70多公里,距离贺县八步60多公里,距离钟山县城约50多公里。此处,清溪环绕,青山环抱,奇峰耸立,土地平旷,石板街,亭台楼阁,明清民居,古朴古香,钟灵毓秀,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多人口。疏散来七、八千难民之后,昼夜,街道人群川流不息。   1945年元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以商人李先生的身份,在交通员庄炎林陪同下,从钟山县燕塘乡黄宝村来到黄姚镇。经介绍,钱兴认识了张锡昌、周匡人、徐寅初等南方局的党员。他们多次会面,共同讨论国内外形势,对开展抗日救亡和敌后民主运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元月27日,《广西日报》(昭平版)从县城迁到黄姚镇金德街麦家庄,2月21日复刊。复刊后,报社社务委员会主任陈邵先赴贺县八步筹办民主促进会,经社务委员会商议,推选欧阳予倩接任社务委员会主任。报社搬迁耗费资金,为了缓解启动资金的紧缺,欧阳予倩和千家驹步行来回140多公里,到八步找桂东行署专员李新俊,以《广西日报》是政府的报纸,借款应由省政府还的理由,借来一笔办报经费,解决了燃眉之急。 1945年春,中共南方局派到广西工作的狄秋白同志由重庆来到黄姚镇,在欧阳予倩住所,向张锡昌、周匡人、徐寅初、欧阳予倩、千家驹、莫乃群等人传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随后,又到八步向梁漱溟转达民盟总部的会议精神和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的意见。
风雨同舟 勤恳为民
——原经济学家千家驹在昭平
昭平县黄姚中学 古冬凑
1944年夏,日军为挽救在太平洋战争的失利,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疯狂进攻。湖南的长沙、衡阳相继沦陷,广西省府桂林危在旦夕。
  8月以来,中共中央南方局为确保爱国文化人士及团体的安全,两次派出李亚群赴桂林,秘密部署疏散工作。南方局党员张锡昌、周匡人、狄秋白、邵荃麟等同志负责疏散工作。与此同时,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驻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也在策划文化人士和民主党派的疏散事宜。此前,蒋介石三次来电催促他到重庆任职,李济深召集李任仁、梁漱溟、陈邵先、陈此生、万仲文、甘介侯六人在广西建设研究会八桂厅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决定:李济深先生以养病为名,返回苍梧老家,准备以桂南和广东南路为活动范围,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武装斗争;立即将抗日反蒋民主运动的重点从桂林转移到其他地方。
  9月中旬,日军进攻桂林前夕,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仓惶向桂西撤退。李济深等一行按计划撤回苍梧。张锡昌等人和省直机关部分团体顺桂江而下,来到昭平县城。
  9月24日,在何香凝等民主人士的倡议下,县长韦瑞霖和疏散到来的民主人士及地方爱国人士,奋起组织“昭平抗日自卫工作委员会”。主任严直方,副主任韦瑞霖、何海筹,顾问何香凝。陈邵先为政治部主任,负责联络各方面抗日力量;欧阳予倩为宣传部主任,负责宣传发动及慰问等工作;陆军大学少将教官李卓贤为军事部主任,负责督训县乡抗日自卫队、查看地形、制定对敌攻防计划等工作;千家驹为经济部主任,负责广开生活物资来源、稳定市场物价、开办平民商店工作。
  10月10日,桂林沦陷。11月24日,南宁第二次沦陷。桂林失守后,荔浦、平乐、蒙山、钟山相继陷落。昭平面临日寇入侵。
10月以来,中国工业合作社桂林分社的张锡昌和千家驹等人派员对昭平的农村经济进行一次深入的调研。在思勤江、抚河、北陀等地的16个乡镇36个村(街)展开调查。主要调查农村土地关系、租佃制度、田赋税捐、劳役、高利贷剥削,还有土特产品、农副产品及工业、文化教育等情况。
11月1日,由千家驹、张锡昌、欧阳予倩、陈邵先、莫乃群、胡仲持、陈寅初等人筹备出版的《广西日报》(昭平版),在县城正式出版发行。千家驹任报社社务委员会委员,负责报社有关日常事务,并为报纸撰写社论、时评和其他文章,宣传抗日救亡、唤起民众,鞭笞丑恶,彰显正义。
年底,日军入侵昭平县城前夕,为安全起见,陈邵先率领的广西建设研究会,随行的有陈此生、卢兵等人;万仲文领导的广西文化供应社,有万一民、覃展等人;陈邵先、万仲文率领的广西建设印刷厂,有经理黄洪年等人;欧阳予倩率领的广西省立艺术馆三十多人;张锡昌、千家驹、徐寅初率领的中国工业合作社桂林分社;民主政团同盟的梁漱溟等人;《广西日报》社主编莫乃群和一批文化人士;国民党左派元老何香凝、科普作家高士其等人,从县城撤退到黄姚镇。何香凝、梁漱溟、陈此生等人在黄姚稍作停留就到了贺县八步。
  千家驹祖籍河南武陟,高祖时迁至浙江武义县,1909年8月生,17岁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32年毕业,曾参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时,经胡适举荐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曾到广西调查经济状况,并出版《广西经济状况》一书,1937年应邀到广西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兼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经济部副主任。 黄姚镇是贺、钟、昭三县边陲最繁华的农贸、商业中心。距离县城70多公里,距离贺县八步60多公里,距离钟山县城约50多公里。此处,清溪环绕,青山环抱,奇峰耸立,土地平旷,石板街,亭台楼阁,明清民居,古朴古香,钟灵毓秀,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多人口。疏散来七、八千难民之后,昼夜,街道人群川流不息。
  1945年元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以商人李先生的身份,在交通员庄炎林陪同下,从钟山县燕塘乡黄宝村来到黄姚镇。经介绍,钱兴认识了张锡昌、周匡人、徐寅初等南方局的党员。他们多次会面,共同讨论国内外形势,对开展抗日救亡和敌后民主运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元月27日,《广西日报》(昭平版)从县城迁到黄姚镇金德街麦家庄,2月21日复刊。复刊后,报社社务委员会主任陈邵先赴贺县八步筹办民主促进会,经社务委员会商议,推选欧阳予倩接任社务委员会主任。报社搬迁耗费资金,为了缓解启动资金的紧缺,欧阳予倩和千家驹步行来回140多公里,到八步找桂东行署专员李新俊,以《广西日报》是政府的报纸,借款应由省政府还的理由,借来一笔办报经费,解决了燃眉之急。
1945年春,中共南方局派到广西工作的狄秋白同志由重庆来到黄姚镇,在欧阳予倩住所,向张锡昌、周匡人、徐寅初、欧阳予倩、千家驹、莫乃群等人传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随后,又到八步向梁漱溟转达民盟总部的会议精神和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的意见。当月,民盟黄姚支部、八步支部和民盟东南总支部相继成立。千家驹和欧阳予倩等人一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黄姚支部,并担任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委会委员。此后,他与盟员为抗日民主运动并肩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昭平县仅有一所规模不大的设在县城的两年制的国民中学。因许多高小毕业生没有书读,黄姚镇的家长强烈要求办一所中学。
  2~3月间,在黄姚区政府支持下,在黄姚镇政府提供校舍和几百担谷子做办学基金的前提下,欧阳予倩、张锡昌、千家驹和莫乃群认为既满足群众解决学生读书问题,又解决了文化人士的生活来源,支持开办中学。于是,成立以欧阳予倩、张锡昌、千家驹、莫乃群等人和黄姚区长黄兴汉、镇长李尚权、地方绅士黄中峙等二十多人的校董会。董事会决定向昭平县政府驻黄姚办事处提出办学申请。昭平县政府同意开办。董事会推荐千家驹担任校长。原桂林逸仙中学校长刘彦邦出任教导主任。欧阳予倩、秦宗汉、张锡昌、过长寿、云风等文化人士兼任教师。
4月1日,省府批文未到,开学近在眉睫,经贺县八步临江中学李镇校长同意,以“临江中学黄姚分校”挂牌开学。校址设在原镇公所驻地宝珠观。千家驹亲题校牌。新生须经考试录取,人数不足两班,所以合班上课。
为了更好建立爱国统一战线与民主党派并肩战斗,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派出党员以文化人士身份到黄姚,经欧阳予倩、张锡昌举荐陆续进入黄姚中学工作。省工委的行动十分秘密,千家驹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根本不知道教职工中有那么多共产党员。
  开学初,钱兴夫人邹冰化名陈美贤任教务处干事。随后,从广西各地陆续调来一批批共产党员:桂东北游击纵队临阳联队转移来的陈伟东和杨汉成、姚大年等同志,在工业合作社桂林分社的植人同志,省工委机关的黄醒宗、陈景阳等这批同志任教师;桂东南抗日自卫队转移来的江宣武化名江清任炊事员,同来的黎阳、范友昌两同志当学生。工作需要,钱兴悄悄地把省工委机关从钟山县黄宝村转移到黄姚。
  千家驹既要到中国工业合作社桂林分社上班,又要到报社安排人员写社论和时事评论,有时自己写稿,还要管理学校和兼语文课教学。
千校长治学严谨。星期一早上,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举行“总理纪念周”仪式,总结上周学习、生活情况,提出本周要求,还讲国内和国际时事。他强调学生要养成天天读书看报的习惯,要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学校经常对学生进行时事测验。他和老师经常到学生家里串门,关心他们的疾苦。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民主气氛十分浓厚。
学校每周进行一次专题比赛,如时事、作文、英语、数学、音乐、书法等,给优胜者颁发奖品奖状。星期六下午,学校定期举办“青年讲座”,聘请社会名流、学者主讲。当时应邀轮流到校主讲的有欧阳予倩、张锡昌、莫乃群和徐寅初等人。
  千家驹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严肃认真又幽默风趣,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他批改作业作文认真细心,每一段有眉批,然后有总评。因此,同学们都喜欢看评语。
黄姚中学抓好教学工作之外,还组织开晚会,唱抗日歌曲、出墙报宣传抗日。由于办学有特色,三县都有群众踊跃送小孩来求学。
黄姚晚上点灯多用桐油和樟油,千家驹得知在距离黄姚十多里的古录村大槽冲口有瀑布,四季不竭,于是带领几个师生利用入村家访,去实地观察,打算建一座小型水利发电站。后因种种原因没能遂意。当他听说十多里外的北莱村有块陨石,就向学生了解情况,还说有机会要去实地看看。解放后,还来信过问此事。 
千家驹的儿子在黄姚中学读书,来回学校经过见龙祠。一天,上课很久了,他的小孩在见龙祠与一帮同龄朋友玩得正入迷,忘记回校。恰巧,千家驹看见,他叫住小孩们,指着亭子砖柱上的对联,叫小孩们读两遍。小孩乖乖地读道:“久坐不知红日到,闲来偏笑白云忙。”千家驹问含义,小孩一个个摇头。他心平气和地解释道,诗人劝诫人们要珍惜宝贵时光,寸金难买寸光阴,珍惜青春大好时光,努力读书,切莫贪玩,以免落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的后果。过往的群众看到千校长的教育方法深受感动。
  千家驹和欧阳予倩等人倡议办黄姚图书馆。没有图书,就和欧阳予倩、时任中心校教导主任的青年教师古祖良等人挑着箩筐,走街串巷,到各家各户募捐。几天时间就捐上一千多册。科普作家高士其捐了十多本。黄姚图书馆越办规模越越大,馆址开始设在莫氏仙山祠里的中心校内,后来搬到安乐寺。解放后,改称文化站。图书馆成了传播文化传播文明的重要阵地。文化大革命期间,没人看管,书被盗,站消失,令人惋惜。
  有一次,黄姚街和新寨村的群众出现山林纠纷。械斗一触即发。千家驹和欧阳予倩到镇公所、村公所斡旋、劝说双方群众:抗战时期,枪口一致对外,群众纠纷,要大义为重,团结为上。还亲自去到距离黄姚十多里高山上的百步梯进行实地调查。两位文化人士不辞劳苦积极奔走,感动了群众。群众答应放弃械斗和平解决。事件平息后,千家驹写了一篇题为《和为贵》的文章在《广西日报》(昭平版)发表。千家驹在文中劝诫百姓和睦相处,友善邻邦的话语和积极奔走的举动,在黄姚一带传为佳话。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9月,千家驹从富罗沙子村上船经广州到香港工作。
  后记:千家驹校长等著名民主人士为黄姚中学奠定了优秀的办学传统,后来,黄姚中学成了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广西革命的中心。在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黄姚中学培养的学生发挥了积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担任了各级的领导。
建国后,千家驹先后担任国家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1986年8月28日应邀回到黄姚中学一次。现在的校名是他的笔迹。2002年9月3日,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千家驹因病医治无效,在深圳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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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川麦岭兵营
彭众
五岭是长江与珠江水系的分界线,也是我国重要的一条自然和人文分界线。舜帝“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虽然南岭阻挡南北,但在秦前,人们早已利用山脉间形成的山涧径道交通往来。舜帝走过的应当就是山涧径道。《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战国后期楚国“南有洞庭、苍梧”,苍梧的范围,一般认为已达五岭山脉的九嶷山附近。《史记•甘茂列传》载,公元前305年,楚灭越国,“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厉门,《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濑湖”;《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厉门,度岭南之要路。”《读史方舆纪要•江西南安府横浦关》“或曰即楚之厉门”,并认为徐广注释“似误”。实际上,楚之厉门不在粤赣交界的横浦关,而在离(漓)水支流濑水(荔江),即今广西荔浦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相关图页也标绘于此。以上证明,自古以来,岭南岭北就已经有了通道,富川麦岭“犬牙壤错,峻岭崇山绵亘于外”,正处于南岭古道的重要关口。现存建于麦岭两山隘口处的红岩城墙遗址,隘口古道为青石块铺筑,隘口城墙长约40米,高约2米,底宽5米,截面呈梯形状。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广西都指挥使韩观,镇压富川民族起义后,为巩固其统治,经奏准,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由桂林等卫盈余军士拨设置千户所,即富川守御所。守御所设正千户、副千户、百户共16人,吏目1人,原领武装兵力(军士)1 249人,后剩200人,除留40人分守县城四门外,其余160空派守教场等15个防堡。守御所驻防富川灵亭乡霭石。洪武二十九年(1396),迁徙到县治(今富川县城)东北隅,守卫县衙和其他边界要隘处,麦岭营得到进一步加强。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平乐协统辖麦岭营和富贺营。原富川营归并贺县,改称富贺营,该营设都司1员,千总1员,把总2员。兵额初有309名,到乾隆中期267人;嘉庆初年269人。雍正八年六月初三(1730年7月17日),富贺营添设开山洞(尾)汛,设外委把总1员,领兵20名驻守。富贺营驻地在今八步区贺街镇。兼管富、贺两县。麦岭营设都司1员,千总1员,把总2员。兵额,乾隆中期234人,嘉庆初年236人。分别在小水峡、白沙、牛岩设防汛。驻地在今富川瑶族自治县麦岭乡。麦岭营管辖地方之小,竟与管辖地为富贺二县的富贺营从级别和人数上近平起平坐,由此可见,麦岭的军事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任云贵两省总督(兼辖广西),他考察富川后认为,麦岭是军事要塞,于是上书雍正帝,建议在麦岭设同知职都司府,添设守备、千总、营汛,重兵驻守。雍正帝批准了鄂尔泰的建议。雍正八年(1730)增设麦岭专营,营本部驻防设守备1人,都司佥书1人,千总1人,外委把总1人。初增设的专营守备为四川人魏文举。雍正九年守备(1731)为正黄旗人张应科。雍正十年(1732年)春,雍正帝批准麦岭专营升格为都司,始建都司署衙头门1座3间,仪门1座3间,大堂1座3间,左右6房6间,二堂1座3间,寝室1座3间,内使并厨房共5间,书房1座3间,茶房3间,箭亭1座,军器库3间等设施;千总署建头门1座,大堂3间,二堂3间,内房3间,兵房150间等设施。把总署建头门1座,大堂1座3间,内堂1座3间,书房1间,盘结亭1座,兵房50间,望楼1座等设施;外委把总衙署有头门1座,官厅2座,每座3间,盘结亭1座,兵房50间等设施,同时于富川县之牛岩、小水峡、长圳、龙窝、于贺县之开山洞(尾)分建营舍,设兵汎防。雍正十一年(1733)夏建成后,麦岭正式设都司暑衙、麦岭营守备署衙、千总署衙等。麦岭营兵额设310名,建有骑讯、兵库和粮栈。麦岭成为当时清政府扼守桂东的军事要塞。署衙旧房现由麦岭中学使用。
道光十四年(1834),富川县增设钟山汛千总1人,原领武装兵力(以制兵)310人,其中马战兵15人,步战兵78人,守兵217人。后抽拨战守兵44人,给义守协,尚存守兵266人。驻防麦岭营本部129人,其余137人,采用按季度轮换办法,分别调拨牛岩等4个分防汛和麦岭塘等17个要隘处驻守。至咸丰四年(1854)麦岭营马步战守兵减至234人。同治四年(1865),麦岭营奉令裁减马战兵3人,步战兵19人,守兵112人,全部兵力仅剩下100人。驻防富川与湖南交界接壤的麦岭区域,以加强边界防御。
解放后的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开始驻守富川麦岭。1988年9月,驻麦岭的四一军某团最后一个连队全部撤走。现遗存有麦岭部队营地旧址,营地东西长1500米,南北宽1000米,占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现存营房104座。
由于麦岭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至迟在明洪武设兵营以来,就一直是重要的军事要塞。各朝政府对麦岭的经营投入,成就了弹丸之地的古麦岭在历史最高峰时曾经设过都司府。都司为正四品,其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委书记还要略高。在麦岭营布置的兵力,最高时曾经达一千多人,加之商贾经古道南来北往,商铺,驿站的设立,使麦岭成为了贺州北面的军事重镇。麦岭古街,古民居,是历史的记忆。麦岭兵营,山隘,是沧桑岁月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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