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田河青铜文化的假想 [上一篇]

[ 2013-10-17 23:34:00 | 作者:贺州博物馆 | 出处:原创 | 天气:晴 ] 字体:

沙田河战国墓葬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沙田河畔的道东村。
小河道用它独特的曲线绕村而行,这里河水清清,绿树成荫,别墅成群。披上绿装的小石山挺拔而俊俏,桂林山水的秀气,人间仙境的幻觉,世外桃园的清新,全汇集于此。
这里的人们很富足,日子过得很祥和,是个难得的好地方。也许,这地方真的太美了,二千多年前,一个古国君王也曾经留恋过这片宝地。
“古国”说并非空穴来风,源于岩洞墓的发现。1991年仲夏,沙田河附近村民陈德兴等人由于打猎而意外发现一岩洞墓葬,出土了33件珍贵文物,其中青铜器18件,有鼎,麒麟尊,铜鼓,铜罍,盉,钺,箕形器,车马器,叉形器等。当时的贺县博物馆副研究员张春云先生在国家级核心期刊《考古》上发表了《广西贺县龙中岩洞墓清理简报》,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国家青铜鉴定权威人士杜迺松老先生等人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来广西为此墓出土文物进行鉴定。杜迺松先生对麒麟尊从文化因素,器形造形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侯王级的葬物。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一致认为麒麟尊当属国家一级甲等文物。十多年来,麒麟尊作为文化使者进行了环球之旅,所到之处无不倾倒观众。
关于龙中墓主人的身份
麒麟尊是侯王级的葬品,不存在有争议的问题,但麒麟尊墓主人是不是君王,值得商榷。
1991年,贺州(贺县)沙田龙中村出发现一岩洞墓。因墓葬曾被村民扰过,存在着不确定因素。现仅根据出土器物对墓葬作一些深入的认识。墓葬出土的器物有:鼎三件,尊一件,铜鼓一件,铜罍一件,盉一件,龙头形饰件一对(两件),兽头形饰件一对(两件),箕形器一件,钺一件,环形器一件,勾形器四件,叉形器三件,陶罍一件,原始青瓷擂钵二件,贝币十二枚共三十三件。根据器物,些墓葬定为东周墓已无异议。近年来,多地考古报告表明,东周时列鼎制度并不是非常严格,侯王墓出土三件鼎是不鲜见的,所以,鼎的数量不能完全影响我们判断墓主人的身份。出土的十二枚贝币均为椭圆形齿贝类型海贝,壳质坚硬,色泽美丽,全部为背磨式穿孔。海贝大小适中,便于携带,便于计数,便于交易。反映出墓主人有相当大的财富积累,有商品交易的现象。精美的酒器麒麟尊反映墓主人生前有好酒喝,日子过得挺富足。1996年,我市文物工作者在贺州马东村发现并清理了一座周代刀形墓。刀形墓多见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小型墓。此墓出土八件楚式青铜器,包括鼎,罍,甬钟,斧,剑,矛,镞,钺,剑为人面纹短剑。2001年,广西文物队在沙田河流域随机试掘了两座东周墓,出土了青铜鼎,剑,矛,簇等器物。有鼎钺必有剑,龙中墓与同地域发掘的相近时代墓葬相比,似乎少了重要的兵器—青铜剑。
两周时期,青铜剑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社会进入较高文明形态的标志。在我国,两周时期的君王或侯王墓中,如果没出土有青铜剑,那几乎是不可思义的。多年来,沙田河流域两周时期墓葬中,出土青铜剑比较普遍,并且有列鼎制度的的存在,一些出土器物完全是中原风格,这些情况表明,沙田河青铜文化并没有完全落后我国中原的青铜文化。而龙中山岩洞墓,等级规格较高,除发现的钺外,却没发现有青铜剑!所认,对龙中墓,说他是君王或侯王墓,似乎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从这点推断,龙中墓墓主人不是君王,应当是辅佐君王的文官。如果推断成立,那么,沙田河流域最少还存在一座君王墓还没有被发现。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龙中墓最先是村民发现的,有可能剑已被村民私自取走,造成此墓无剑的假像,如果是这样的话,些墓是君王墓又完全可能的。
还有一种可能,当时的沙田河古国国王,是受楚国统治的傀儡国王,根本就没有兵权,也就没有了作为身份象征的剑的陪葬品。
所以,无论龙中墓是否有剑,都不影响我们判断沙田河青铜文化区在先秦至少有一个古国“君王”的存在。

沙田河古国是独立王国还是楚国潘篱?
几十年来,沙田河流域陆续发现了不少古墓葬,除了龙中岩葬墓外,剩下的都是土坑墓。沙田河流域东周墓主要分成二类,第一类完全不含越文化因素,第二类间杂有楚越滇和中原文化因素。纯越文化因素的墓葬还没有发现。沙田河流域的墓葬出土的兵器几乎是楚式兵器,比如,剑,矛,镞,是没有越和滇文化因素的。但钺有浓重的越文化因素,如靴形钺。除兵器以外的生活用品,却更倾向于越文化因素,比如越式鼎占据了绝对位置。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墓葬出土了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仅贺州特有的“叉形器”。这些情况似乎说明,沙田河王国的军队是楚式装备的军队,但兵源却是本地土著人,并且,本地人死后从本地人葬俗。在奴隶社会,土著人习俗能受到尊敬,最少说明土著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当高的,所以,可以排除前文推测沙田古国是受楚国统治的傀儡国王的说法。1996年在沙田河青铜文化区发现一座周代刀形墓,刀形墓多见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小型墓。刀形墓在岭南地区的先秦墓中是非常少见的。此墓出土八件楚式青铜器,包括鼎,罍,甬钟,斧,剑,矛,镞,钺,剑为人面纹短剑。从墓的形制和出土器物推断,此刀形墓主人是应当是楚国派驻贺州军队的贵族将领。泾渭分明两种墓葬,表明了当时贺州古国处在两种可能的境地。第一种情况是,贺州古国非常富有,和楚国交往频繁,武器装备主要从楚国购进,并且聘请楚国将领训练军队,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王国。另一种情况是,贺州古国和楚国结为潘篱,在一定意义上是楚国的附属国。

沙田古国会不会就是古苍梧国?
舜帝“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舜帝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一,距今有四千多年,它和沙田河青铜文化年代相差一千多年,似乎遥远了些。在历史上,苍梧古国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近三千年的沉淀,没有给当今苍梧留下曾经作为古国应当留下来的东西,无论从数量还是等级看,今苍梧一带出土的青铜器只能望贺州出土青铜器之项背,应当在苍梧辉煌的东西却在沙田沉淀了,不能不说是一种有趣的现象。难道,沙田古国就是古苍梧国了吗?
考古证实,古苍梧国的势力范围曾经到达湖南江华,江永,双牌县一带,贺州的地理位置正位于苍梧国的中心。再者,从沙田河口芳林渡沿临江而上,可达富川县,经古道可达湘水,直通中原。沿江而下沟通桂岭河亦可入湘,舜帝“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符合客观条件的。沙田河通过贺江经江口进入西江,沿西江往上可达滇国,往下达番禺。因此,无论是南来北往,沙田对外沟通的道路都畅通无阻,为沙田对外的经济交往奠定了客观条件。龙中墓出土数量不菲贝币,证明了沙田流域在东周时已存在商品交易。经考古证实,沙田河下游芳林附近发现存在东周时期的城喾和营盘。沙田河流域在三千年前就存在有的集“市”和军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据综合沙田河青铜文化区域分布情况推测,从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晚期,沙田河流域曾经存在一个王国,这里一直是当时贺州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历史上,这个“古国”最少是古苍梧国的军事和经济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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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川麦岭兵营
彭众
五岭是长江与珠江水系的分界线,也是我国重要的一条自然和人文分界线。舜帝“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虽然南岭阻挡南北,但在秦前,人们早已利用山脉间形成的山涧径道交通往来。舜帝走过的应当就是山涧径道。《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战国后期楚国“南有洞庭、苍梧”,苍梧的范围,一般认为已达五岭山脉的九嶷山附近。《史记•甘茂列传》载,公元前305年,楚灭越国,“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厉门,《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濑湖”;《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厉门,度岭南之要路。”《读史方舆纪要•江西南安府横浦关》“或曰即楚之厉门”,并认为徐广注释“似误”。实际上,楚之厉门不在粤赣交界的横浦关,而在离(漓)水支流濑水(荔江),即今广西荔浦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相关图页也标绘于此。以上证明,自古以来,岭南岭北就已经有了通道,富川麦岭“犬牙壤错,峻岭崇山绵亘于外”,正处于南岭古道的重要关口。现存建于麦岭两山隘口处的红岩城墙遗址,隘口古道为青石块铺筑,隘口城墙长约40米,高约2米,底宽5米,截面呈梯形状。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广西都指挥使韩观,镇压富川民族起义后,为巩固其统治,经奏准,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由桂林等卫盈余军士拨设置千户所,即富川守御所。守御所设正千户、副千户、百户共16人,吏目1人,原领武装兵力(军士)1 249人,后剩200人,除留40人分守县城四门外,其余160空派守教场等15个防堡。守御所驻防富川灵亭乡霭石。洪武二十九年(1396),迁徙到县治(今富川县城)东北隅,守卫县衙和其他边界要隘处,麦岭营得到进一步加强。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平乐协统辖麦岭营和富贺营。原富川营归并贺县,改称富贺营,该营设都司1员,千总1员,把总2员。兵额初有309名,到乾隆中期267人;嘉庆初年269人。雍正八年六月初三(1730年7月17日),富贺营添设开山洞(尾)汛,设外委把总1员,领兵20名驻守。富贺营驻地在今八步区贺街镇。兼管富、贺两县。麦岭营设都司1员,千总1员,把总2员。兵额,乾隆中期234人,嘉庆初年236人。分别在小水峡、白沙、牛岩设防汛。驻地在今富川瑶族自治县麦岭乡。麦岭营管辖地方之小,竟与管辖地为富贺二县的富贺营从级别和人数上近平起平坐,由此可见,麦岭的军事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任云贵两省总督(兼辖广西),他考察富川后认为,麦岭是军事要塞,于是上书雍正帝,建议在麦岭设同知职都司府,添设守备、千总、营汛,重兵驻守。雍正帝批准了鄂尔泰的建议。雍正八年(1730)增设麦岭专营,营本部驻防设守备1人,都司佥书1人,千总1人,外委把总1人。初增设的专营守备为四川人魏文举。雍正九年守备(1731)为正黄旗人张应科。雍正十年(1732年)春,雍正帝批准麦岭专营升格为都司,始建都司署衙头门1座3间,仪门1座3间,大堂1座3间,左右6房6间,二堂1座3间,寝室1座3间,内使并厨房共5间,书房1座3间,茶房3间,箭亭1座,军器库3间等设施;千总署建头门1座,大堂3间,二堂3间,内房3间,兵房150间等设施。把总署建头门1座,大堂1座3间,内堂1座3间,书房1间,盘结亭1座,兵房50间,望楼1座等设施;外委把总衙署有头门1座,官厅2座,每座3间,盘结亭1座,兵房50间等设施,同时于富川县之牛岩、小水峡、长圳、龙窝、于贺县之开山洞(尾)分建营舍,设兵汎防。雍正十一年(1733)夏建成后,麦岭正式设都司暑衙、麦岭营守备署衙、千总署衙等。麦岭营兵额设310名,建有骑讯、兵库和粮栈。麦岭成为当时清政府扼守桂东的军事要塞。署衙旧房现由麦岭中学使用。
道光十四年(1834),富川县增设钟山汛千总1人,原领武装兵力(以制兵)310人,其中马战兵15人,步战兵78人,守兵217人。后抽拨战守兵44人,给义守协,尚存守兵266人。驻防麦岭营本部129人,其余137人,采用按季度轮换办法,分别调拨牛岩等4个分防汛和麦岭塘等17个要隘处驻守。至咸丰四年(1854)麦岭营马步战守兵减至234人。同治四年(1865),麦岭营奉令裁减马战兵3人,步战兵19人,守兵112人,全部兵力仅剩下100人。驻防富川与湖南交界接壤的麦岭区域,以加强边界防御。
解放后的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开始驻守富川麦岭。1988年9月,驻麦岭的四一军某团最后一个连队全部撤走。现遗存有麦岭部队营地旧址,营地东西长1500米,南北宽1000米,占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现存营房104座。
由于麦岭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至迟在明洪武设兵营以来,就一直是重要的军事要塞。各朝政府对麦岭的经营投入,成就了弹丸之地的古麦岭在历史最高峰时曾经设过都司府。都司为正四品,其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委书记还要略高。在麦岭营布置的兵力,最高时曾经达一千多人,加之商贾经古道南来北往,商铺,驿站的设立,使麦岭成为了贺州北面的军事重镇。麦岭古街,古民居,是历史的记忆。麦岭兵营,山隘,是沧桑岁月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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