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的第二张面孔——中国夏都 [上一篇]
[ 2013-10-17 23:34:00 | 作者:酷大侠 | 出处:转贴 | 天气:晴 ] 字体：大 中 小
[size=5][size=5] 北戴河，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只是一个风光秀丽的避暑游览胜地。可是由于从1950年开始，中央领导人夏天正式在北戴河办公，会见外国元首和使节，尤其毛泽东多次亲临北戴河会议，作出过许多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决定，这就使得“北戴河会议”在新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有特别的位置。北戴河，因此有了鲜为人知的第二张面孔——中国夏都。
您知道吗？1958年福建前线炮击金门，指挥所就在北戴河。
据叶飞（原福州军区政委）在《炮击金门》一文中回忆：
炮击金门，是中央1958年北戴河会议时决定的。我原来没有参加这次北戴河会议，留在福州。8月20日，北京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北戴河。我乘专机赶去。21日下午3时，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一见到毛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
第二天继续开会。主席下决心了，“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我留在北戴河指挥。
“当时，前线直接同我通话，我再转报主席。”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直接在指挥。”
即便现在回过头来，人们仍感到毛泽东和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当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慧和魄力。碰一碰世界上最强悍的美国，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就在猛烈的炮击声中气贯长虹地实现了。
此外，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
时隔一年，建国十年大庆前夕，工程在北京如期完成。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在北戴河决定的。
1958年8月5日， 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李健编著的《红船交响曲》一书，曾作过如下叙述：
北戴河会议的召开，是1958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钢铁翻番和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在会前虽已酝酿确定，但尚未形成全民运动。
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一个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掀起。
反对包产到户，反对搞单干，是1962年北戴河会议决定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于7月25日召开。按原定计划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一系列国计民生的问题，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准备文件。
8月5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天，毛泽东在华东、华中组会议上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段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入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翌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
8月9日，毛泽东召集会议中心小组开会，单刀直入：“单干从何而来？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毛泽东后来又说：“为什么不请邓子恢同志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增加邓子恢等同志。”
随后，北戴河会议出现一边倒的局面。邓子恢（原中央农村工作部长），曾希圣都被点了名；田家英在小组会上也挨了批。不过，批判“单干风”的雨点大多还是集中落在了邓子恢头上。
在8月11日的中心组会议上，邓子恢开始作自我批评。但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仍严厉批评说：“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
10月5日，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之后，中共中央一纸决定，撤销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
作此决定的理由是：农村工作部“成立十年来没有干过一件好事”。
1972年12月，已被“打倒”、不再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的邓子恢，含冤溘然长逝……
可以欣慰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从农村开始。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普及，农村亿万群众通过亲身实践，选择了既发挥农户自主经营，又保持集体经济优势的经营体制，走向了符合中国客观情况的轨道。
1981年3月，中央正式为曾在“北戴河会议”上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中国农业先行的探索者邓子恢平反。
同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到：“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这是历史的回声。
北戴河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历来都被列为重中之重。
在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时，每逢毛主席外出，他都要亲自部署。1958年7月，北戴河会议期间，罗瑞卿多次听取公安部保卫工作情况的汇报
[size=5] 北戴河，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只是一个风光秀丽的避暑游览胜地。可是由于从1950年开始，中央领导人夏天正式在北戴河办公，会见外国元首和使节，尤其毛泽东多次亲临北戴河会议，作出过许多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决定，这就使得“北戴河会议”在新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有特别的位置。北戴河，因此有了鲜为人知的第二张面孔——中国夏都。
您知道吗？1958年福建前线炮击金门，指挥所就在北戴河。
据叶飞（原福州军区政委）在《炮击金门》一文中回忆：
炮击金门，是中央1958年北戴河会议时决定的。我原来没有参加这次北戴河会议，留在福州。8月20日，北京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北戴河。我乘专机赶去。21日下午3时，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一见到毛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
第二天继续开会。主席下决心了，“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我留在北戴河指挥。
“当时，前线直接同我通话，我再转报主席。”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直接在指挥。”
即便现在回过头来，人们仍感到毛泽东和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当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慧和魄力。碰一碰世界上最强悍的美国，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就在猛烈的炮击声中气贯长虹地实现了。
此外，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
时隔一年，建国十年大庆前夕，工程在北京如期完成。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在北戴河决定的。
1958年8月5日， 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李健编著的《红船交响曲》一书，曾作过如下叙述：
北戴河会议的召开，是1958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钢铁翻番和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在会前虽已酝酿确定，但尚未形成全民运动。
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一个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掀起。
反对包产到户，反对搞单干，是1962年北戴河会议决定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于7月25日召开。按原定计划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一系列国计民生的问题，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准备文件。
8月5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天，毛泽东在华东、华中组会议上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段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入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翌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
8月9日，毛泽东召集会议中心小组开会，单刀直入：“单干从何而来？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毛泽东后来又说：“为什么不请邓子恢同志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增加邓子恢等同志。”
随后，北戴河会议出现一边倒的局面。邓子恢（原中央农村工作部长），曾希圣都被点了名；田家英在小组会上也挨了批。不过，批判“单干风”的雨点大多还是集中落在了邓子恢头上。
在8月11日的中心组会议上，邓子恢开始作自我批评。但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仍严厉批评说：“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
10月5日，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之后，中共中央一纸决定，撤销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
作此决定的理由是：农村工作部“成立十年来没有干过一件好事”。
1972年12月，已被“打倒”、不再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的邓子恢，含冤溘然长逝……
可以欣慰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从农村开始。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普及，农村亿万群众通过亲身实践，选择了既发挥农户自主经营，又保持集体经济优势的经营体制，走向了符合中国客观情况的轨道。
1981年3月，中央正式为曾在“北戴河会议”上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中国农业先行的探索者邓子恢平反。
同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到：“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这是历史的回声。
北戴河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历来都被列为重中之重。
在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时，每逢毛主席外出，他都要亲自部署。1958年7月，北戴河会议期间，罗瑞卿多次听取公安部保卫工作情况的汇报，再三说：中央在此开会，一定要努力做好工作，保证不出乱子。不料，恰好出了一个案子。有人盗走了部队的两支冲锋枪和几百发子弹，打死了秦皇岛的一个老百姓。罗瑞卿连夜指挥军警封锁北戴河地区，全力追捕，一直到将罪犯击毙。
一切，都是历史当时画出的轨迹。
“北戴河会议”，因种种原因被尘封几十年之后，终于渐渐凸现了其本来面容。
但无论是令人鼓舞的欢欣，还是耐人咀嚼的沉痛，历史都是不能修改的。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今天的阅读，正是历史的回望。[/size]
您知道吗？1958年福建前线炮击金门，指挥所就在北戴河。
据叶飞（原福州军区政委）在《炮击金门》一文中回忆：
炮击金门，是中央1958年北戴河会议时决定的。我原来没有参加这次北戴河会议，留在福州。8月20日，北京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北戴河。我乘专机赶去。21日下午3时，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一见到毛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
第二天继续开会。主席下决心了，“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我留在北戴河指挥。
“当时，前线直接同我通话，我再转报主席。”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直接在指挥。”
即便现在回过头来，人们仍感到毛泽东和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当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慧和魄力。碰一碰世界上最强悍的美国，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就在猛烈的炮击声中气贯长虹地实现了。
此外，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
时隔一年，建国十年大庆前夕，工程在北京如期完成。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在北戴河决定的。
1958年8月5日， 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李健编著的《红船交响曲》一书，曾作过如下叙述：
北戴河会议的召开，是1958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钢铁翻番和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在会前虽已酝酿确定，但尚未形成全民运动。
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一个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掀起。
反对包产到户，反对搞单干，是1962年北戴河会议决定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于7月25日召开。按原定计划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一系列国计民生的问题，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准备文件。
8月5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天，毛泽东在华东、华中组会议上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段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入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翌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
8月9日，毛泽东召集会议中心小组开会，单刀直入：“单干从何而来？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毛泽东后来又说：“为什么不请邓子恢同志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增加邓子恢等同志。”
随后，北戴河会议出现一边倒的局面。邓子恢（原中央农村工作部长），曾希圣都被点了名；田家英在小组会上也挨了批。不过，批判“单干风”的雨点大多还是集中落在了邓子恢头上。
在8月11日的中心组会议上，邓子恢开始作自我批评。但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仍严厉批评说：“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
10月5日，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之后，中共中央一纸决定，撤销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
作此决定的理由是：农村工作部“成立十年来没有干过一件好事”。
1972年12月，已被“打倒”、不再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的邓子恢，含冤溘然长逝……
可以欣慰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从农村开始。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普及，农村亿万群众通过亲身实践，选择了既发挥农户自主经营，又保持集体经济优势的经营体制，走向了符合中国客观情况的轨道。
1981年3月，中央正式为曾在“北戴河会议”上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中国农业先行的探索者邓子恢平反。
同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到：“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这是历史的回声。
北戴河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历来都被列为重中之重。
在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时，每逢毛主席外出，他都要亲自部署。1958年7月，北戴河会议期间，罗瑞卿多次听取公安部保卫工作情况的汇报，再三说：中央在此开会，一定要努力做好工作，保证不出乱子。不料，恰好出了一个案子。有人盗走了部队的两支冲锋枪和几百发子弹，打死了秦皇岛的一个老百姓。罗瑞卿连夜指挥军警封锁北戴河地区，全力追捕，一直到将罪犯击毙。
一切，都是历史当时画出的轨迹。
“北戴河会议”，因种种原因被尘封几十年之后，终于渐渐凸现了其本来面容。
但无论是令人鼓舞的欢欣，还是耐人咀嚼的沉痛，历史都是不能修改的。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今天的阅读，正是历史的回望。[/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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