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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于2004年3月22日去世，终年67岁。
　　
　　她于1960年春随新婚的丈夫从相对富庶的江苏省海门县来到地处海南省保亭县毛岸镇的海南省国营五指山茶场（原称通什茶场）。农场处于草创时期，条件非常艰苦。住的是茅草房，是通铺，每对夫妻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隔板，晚上出去小便回来时有时会搞错而睡到别人的被窝里去，碰上下雨天只好在屋子里打伞，刮台风时茅屋则会被吹翻。粮食不够吃，政府一开始许诺给每月45斤，很快减到30斤，又减到24斤，最艰苦的时候是每月12斤。只好吃野菜。那时吃野菜没有油炒。米同野菜一起煮，只放点盐。没有油炒的野菜吃多了有中毒的可能，和她同队的樊世举全家先后中毒，被拉到通什的医院抢救。樊世举的母亲和妻子双双身亡。因死的人太多，多数人草草掩埋，樊世举出院时竟找不到他的母亲和妻子埋在哪个坟墓里，至今也不知道。没有肉吃，一年到头只有2两肉，只在春节吃，有时连这一点肉都没见到。后来到了63、64年就有点地瓜、木薯之类的粗粮充饥了，这些粗粮也只允许各生产队集体种植，不准个人种植。蔬菜的情况要好一些。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她是1960年春天里来到海南的，但直到1962年才怀上孩子，当年也谈不上采取什么避孕措施。虽然吃和住的条件这么艰苦，工作却是非常繁重。她和农场的其他职工天天开垦荒地，主要工作是砍山、挖地、除草、漫山遍野地寻找茶苗、种植茶树和其他庄稼。这些都是重体力劳动，且是户外劳动，体力消耗极大。那时他们半个月才有一个星期天过，平时都是早出晚归，所谓“2个6点半”，常常中午还加一班。晚上则几乎天天开会，学习毛主席语录，传达生产情况。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只准在星期六打牌。那时的月工资一开始为16元，后来涨到24元。因为太艰苦了，所以有人偷跑回原籍老家，有人叫老家的亲人拍假电报。因为不能回老家，当年来不及找对象的单身汉就只得继续打光棍。山东、河南等省的转业军人为了吃饱肚子，到自治州等政府机构去闹事，有些人为此而受到“法办”。61年、62年不许请假回去，到了64年才有探亲假。和她同是江苏海门的一个女职工因家中海水侵蚀要搬家，要请假回去，迟迟没有得到批准。于是就装疯，整整装了半年以上，直到干部和队友对她放松了警惕，才得以逃脱，回家处理家事。队干部发觉不对劲，派人追，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虽然条件那么艰苦，她却保持了乐观的态度。当年所有的女工都哭过，唯独她没有哭过。她甚至说，“总比拔沟沿好”。“拔沟沿”是她江苏老家的一句土话，也是一种农活，意即“拔除沟河边的草”。当时她在老家在那样的地方除草，劳作一天也才得1毛6分，所以她认为在海南虽然艰苦，但挣的钱比在老家多。她身材矮胖，身体健康。她是属于那种老实的人，嘴巴笨拙，干活卖力，从不偷懒。她在家排行老大，下有4个弟妹。家在农村，家境不好，从小吃苦。她继承了她母亲的品德，“做人家”（节约）了一辈子。据她后来自己讲，有一年她丈夫从外面买了一点猪肉回来，她生气地将猪肉丢进了灶堂里。她与人为善，从不坏别人的事。
　　
　　在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后几年，头批茶园开采。到广州知青来到茶场的时候，条件已经好得很多了。新老工人们开始有了砖瓦房住，各种食品供应也比较正常，只是肉类供应仍然很少。约在1970年，她调到农场的基建队当小工，她丈夫则在基建队木工班当木工。她丈夫也同样是个老实巴交的人。
　　
　　
　　1974年，她的大孩子在同她分别了8年后从江苏老家来到海南同她生活在一起。老大清楚地记得，当时她和其他家人住在一排砖瓦房里的一间约30平方米的屋子里，墙壁是泥巴加稻草糊的，金字型屋架并没有用砖头同隔壁封死，从自己家可以爬到其他家去。墙壁上没有木架窗户，自然也没有玻璃，前后墙上只有50厘米见方的口子，用木板加塑料纸挡着，采光自然很差。更加糟糕的是，这么差的房子碰上台风这不能完全遮蔽风雨。她和丈夫在屋子后面搭了一间简易厨房，里面辟出一个小洗澡间。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到水井挑。那时厨房的作用不是很大，因为一日三餐的主副食几乎全部从连队的食堂里打回来吃，一家人吃的是陈米饭和一碗菜，仍然很少有肉吃，经常是把这碗菜放在锅里，加点水、油和盐将就着吃一顿。那时还是不许个人搞种养，家里自然是没有什么东西烧来吃。那时因为吃不饱经常饿肚子。过年过节连队杀猪分点猪肉和农场的司机从三亚捎点鱼回来分（鱼肉钱均要从工资里扣的）是全家最快乐的时光了。
　　
　　
　　日子在这种苦涩的生活环境中一天天地过去。一个家的所有成员只要身体健康，日子也总还算可以过得下去。不料，祸从天降。1976年5月里的一天，她的丈夫在参加建设农场油库拆除建筑模板的时候突然被掉下的模板砸伤脊椎骨，从此身体下半截瘫痪，大小便失禁，下身肌肉萎缩，上半身虚胖。她丈夫出事的时候她只有39岁，丈夫只有41岁。丈夫出事后，她随丈夫辗转通什、海口、保亭和琼中等地的农垦和地方的医院治疗，不辞辛劳地照顾他。1977年全国防地震的时候，她丈夫一度回到农场的医院里治疗。1976年她丈夫刚受伤的时候，她的3个子女并没有马上去看他，可能是因为怕他们看到了太难过，那年3个子女年龄分别是13岁、10岁和7岁。她一边照顾丈夫，一边很牵挂孩子。1977年暑假期间，3个子女乘农场的卡车来到海口农垦医院第一次看望他们受伤瘫痪的父亲。1978年初夏，他们来到琼中的农垦医院六院再次看望了一次。大约1978年春季，老二领着老三在田地里挖用来喂鸭的蚯蚓的时候（那时已经开始允许搞种养了），锄头不慎挖到老三的头上，缝了很多针。她得知后更加牵挂孩子，从六院回到茶场照顾孩子。
　　
　　1978年12月，她的丈夫在持续低烧和高烧几个月后，在身上患有褥疮的情况下，在六院永远地离开了她。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至今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的临终遗言是什么。据说是电话老打不通而不能及时通知到家人。老大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随家人去医院收尸的时候，看到父亲非常消瘦，颧骨突起得很高。
　　
　　她丈夫被从医院拉回的当晚就在通往农场墓地的公路旁举行了全队职工的追悼会后埋葬了。此后，她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念丈夫并哭泣。她以坚强的毅力撑持这个破碎的家，并拒绝改嫁。她丈夫去世的时候，她只从农场拿到了约800元抚恤金。她的工资依然很低。那个时候，由于政策改变，允许搞种养了。她拿出了她那惊人的干劲，开垦荒地种植地瓜、木薯、玉米、芝麻、黄豆、蔬菜等作物，还养猪和鸡鸭鹅。1980年代上半期，是她和子女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的时期。1985年，在住了多年的漏风漏雨的茅草房和砖瓦房后，她和孩子们终于搬进了混合2层的房子里，住在一楼，面积44.77平方米，一室一厨，没有卫生间。
　　
　　1986年，她退休了，退休金约120元。其实她不想退休，因为不退休可以多拿几个钱。退休后，她仍然勤劳地种菜养鸡养猪，后来因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收回农场职工开垦出来的土地，养猪变得不合算只得放弃。退休后的几年里，她虽说依然贫穷，但日子总算还能过，何况几个孩子均已就业。身体也一直不错，尽管患有高血压。一直到1991年以前，她也回过江苏老家几次，看望她双边的长辈和弟妹。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1991年11月，她突发中风，造成左半身偏瘫，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更是不能自理。中风住院期间，她的3个子女对她倾注了无限的爱，精心地照顾她。出院后，由于没有丈夫和其他亲人照顾，她的日常生活起居全有3个子女特别是老二和老三担当起来（老二是女孩，其余两个是男孩）。她发病的时候，打工并做点地摊生意的老二从海口回到农场专门担负起伺候她的重任。老大凭长年的刻苦自学后终于于1993年考入山东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她发病的时候，正是子女们开始谈婚论嫁的时候。由于家中有了中风病人，且病人脾气恶劣，老二和老三婚姻问题不容易解决，农场由于经营不善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农场的姑娘纷纷外嫁。最后，老二和老三都只得草草结了婚。老三今年36岁，至今尚无孩子。因为农场没有活干或农场收入太低而无法继续干下去，老二和老三现都成了自谋生计的人。老大因为考了出去，在个人生活上受的影响不大。
　　
　　进入1990年代，她所在的茶场经济效益每况愈下。不仅收入同外界差距越拉越大，且那一点微薄的工资经常拖欠。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开始大量调动，没门路调走的便开始大量离开，或纷纷自谋出路，工人数量从近3000人降到约1000人，农场的第二代人几乎都离开了。她的月退休金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最高达到约150~160元，而且这个钱经常拖欠几个月，有时拖欠超过半年，最长的近1年。于是老工人们写信给海南省农垦局、农业部农垦部和其他一些行政机构，或派出代表到位于海口的海南省农垦局反映，有时派出较多的代表到海口上访。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但工人们没有气馁，继续反映。最后，农垦总局鉴于五指山茶场和其他一些典型农场的困难，决定将退休工人的退休金在农垦系统内统筹解决。统筹解决后，退休老工人的退休金基本上能做到按时发放，尽管这100多元的退休金又拿了好几年。
　　
　　时光进入21世纪，通什茶场的退休工人们发现临近农场的工人们退休金普遍增加到了300多元，而自己仍然拿100多元，便去场部和垦局打听，结果发现是农场的官员们克扣并挪用了工人们的退休金。此事得到了清算，但据说至今每个工人的退休金应发的准确数值还是一笔糊涂帐。茶场的工人们从2002年起退休金增加到了330~350不等。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她的退休金收入一直同其他的老工人一样经历着漫长的冻结状态和迟到的低幅度增长。
　　
　　在她中风后的漫长岁月里，她的孩子老二一直照顾她10年，其间，老三也照顾。老三结婚后曾把她带到他做小生意的海南省万宁市旅游点兴隆镇照顾了一阵子。到了2001年10月，老二在农场实在无法继续生存，想带着全家外出谋生，老三又再次把她接到兴隆镇租住的房子里，一边和妻子在东南亚风情村做水果零售生意，一边照顾她，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了近3年。在此期间，老大于1996年毕业后每个月拿出200元作为她的生活费，寄给老二或老三，并每年拿出200元给她买衣服。
　　
　　在她中风后漫长的近13年岁月里，她几乎没有吃过药，看过病，除了有关节炎外似乎没有其他疾病。大多数时间里，她能下床进行短距离行走，能自己吃饭，能下床坐在老三做的木架子上往痰盂里大小便，但不能自己洗澡。
　　
　　2004年3月5日，她突然发病，在床上呕吐，不能下床，大小便失禁，不时地说些糊话，但神志似乎还比较清醒。贫穷孤苦无助的老三因为惧怕医院高收费而并没有马上把她送到当地的医院里。3月7号，老大接到老三的电话，老大因为听老三说病情并不十分严重，且星期一有课难于调课，并没有当即离开海口。但老大上了星期一的课并请了长假后还是于9号一早离开海口。老二也于9号下午到了兴隆。
　　
　　到了兴隆，老大发现她还能认出老大，但已经不能说出长句子了，而且神志非常不清醒了，似乎患了嗜睡症。9号，她还能吃半碗夹碎了的面条，但10号只能吃一点点稀饭了。3个子女也曾到当地的诊所咨询，并请医生出诊，但因为一些原因，医生没有来，他们也曾到当地的药店里买降压药，但卖药的的人不敢把药卖给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请人量过她的血压。一直到10号晚上为止，3个子女认为她还能挺过去。但到了10号深夜，她突发高烧，流了很多汗，借宿在外的老三不在，老大和老二彻夜照料着她。
　　
　　11号早晨，老大到兴隆红十字会医院询问，医生说不出诊，建议送医院来。老三到街上请了诊所的医生来，一量体温，40.2度，血压为220。看着此时已经昏迷不醒的她，3个子女决定把她送回到茶场职工医院治疗。11号下午约1点半，她被送到农场医院，院长建议送到位于五指山市的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做个CT检查，他们连忙又把她送到那里，一问，那里的CT机坏了，护士建议送三亚。子女们觉得三亚远了点，来回180公里，病情紧急，耽误不得，护士说按照经验可以留在海南二院治疗。他们觉得留在省二院治疗，医疗费太昂贵，他们负担不起，就拉回到农场医院治疗。可是，农场医院的抢救药一样都没有，他们只好又请一直开车送她回来并陪护在旁的在兴隆东南亚风情村做工艺品生意的袁海军（老大以前在茶场中学的同事）开车到五指上市购买甘露醇注射液6瓶（5元一瓶）。
　　
　　茶场医院虽然让本场职工享受80%的医疗补助，但它缺医少药的状况真的是出乎他们的意料。近13年前，她首次脑血管意外后正是在这家医院里得到比较有效的基本治疗后出院的，但现在它只有3个医生和5个护士，每年的药费（据老大后来在农场场部办公大楼贴出的场务公开栏里的2003年数据）约7万多元，但农场现有在场的退休职工800多人，在岗工人约600人，职工的医疗费2002年度尚未报销完。它真的是一点好药都没有，但据说干部来就医时尚有点好药。
　　
　　她在农场的医院里大多数时间里昏迷不醒，偶尔醒来时睁开眼睛，持续高烧，血压很高。医生根据经验诊断为脑出血，按照脑出血病对她进行治疗。但是治疗这种病的药品医院一样都没有，它只有一些象葡萄糖、能量这样的廉价药品。就在她住院期间，医院里有2个患糖尿病的长期病人，其中一个已经病了十多年，现在病入膏肓，不能下床走路，双目失明，大小便失禁，另一个脸上呈现干瘪的菜色，行动迟缓。他们因为没钱和没有有效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均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13号早上，在医生的建议下，老大代表全家掏钱自费买了200元的甘露醇注射液一箱、注射用硝普钠一盒和盐酸氯丙嗪一盒。农场医院的医生也在医院现有的条件下尽一切可能给她治疗，以延长她的生命。3个子女轮流彻夜守候，他们的配偶和她的孙辈均来到她的身边。但是，医生回天乏术，她的右手和右脚挪动的幅度越来越低，呼吸越来越微弱，于22日上午9时与世长辞。
　　
　　她的亲属并没有为她举行中国农村现在惯有的一系列悼念活动，也没有为她举行职工追悼会，他们轮流为她守夜。她的子女为她买了一副价值2200元的棺材，在当年同她一起从海门老家来到茶场的老乡和2位农场的官员向她道别后于23日上午将她下葬，同26年前因公受伤后瘫痪最后死去的丈夫埋葬在一起。
　　
　　她身后除了留下一间44.77平方米价值9509.24元（实付约4000元）的老式住房外，其他什么都没留下，可以说是死于赤贫中。
　　
　　当年，她同丈夫才认识几天就结了婚，又过几天后随丈夫奔赴海南岛，希望成为“国家人员”后可以过上好日子。当年，她的丈夫因为有国家严厉的户籍制度，人未到海南，转业军人的户口就集体到了海南，临出发前只给他们一、二个月时间解决婚姻大事，在一起出发的那一批江苏海门籍的转业军人中仍然有一些人没有找到对象就得上路了。但事与愿违，她早年丧偶，一直没有过上富裕的生活。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她的老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她的在老家的同龄人走上了富裕之路，生活稳定。1980年代上半期，她也一度沐浴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过上一段比较好的生活。但1988年海南建省后，由于农垦固有问题的积累引起的总爆发，五指山茶场连同其他农场一样，生产经营状况一年不如一年，而同期茶场所在的保亭毛岸的物价水平却是海南省最高的。在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特别是城市里的居民生活日益得到改善的同时，她和农场的其他退休工人的生活却长期得不到显著的改善，反而是倒退。除一部老式的二手17吋电视机外（那也是她的子女买的），她一辈子也没有使用过现代化的种种便利生活设施。在农场艰苦的环境中辛勤工作了一辈子，老来却生活得不到保障，她长期拿100多元，而这点钱只够买米和油盐，如果没有子女的帮助，她根本买不起鱼、肉和其他一些副食品。在城市大多数居民和农村很多居民日益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时代，她最终也没有搭上国家经济飞速发展而带来的国民生活加快改善的末班车。
　　
　　但是，他们曾经为国家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当年，农垦几十万退转军人携他们的家属远离家乡和亲人，响应祖国和中共的号召，在一些政策的规定下，来到那时十分荒蛮的海南岛，建立起了近100个以生产干胶为主的国有农场，干胶产量一直占全国产量的40%强。五指山茶场曾经也辉煌过，在生产达到高峰时年创汇100多万美元，它生产的“金鼎”派红碎茶曾经享誉海内外，被评为商业部优质产品。海南建省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由于农垦各企业偏远的地理位置、计划经济带来的僵化的经营管理机制和国家的投入不足，更由于一茬接一茬的农场官员的无能、自私和工人对企业的领导人的权力没有真正地具有制衡作用，五指山茶场的效益每况愈下，它在农垦企业中生产举步维艰是比较典型的，职工的生活困难也是比较突出的。由于土地资源有限，职工也难于大规模地自建家庭小农场来发展自营经济。
　　
　　海南建省后的几年，全省欲建立起社会保障系统的时候，由于农垦退休职工基数庞大，省社保局对把农垦职工纳入其保障范围感到力不从心，故放弃了这一块。现在海南省农垦局所属的各个农场的约15万退休职工普遍每月退休金只有二、三百元。一对退休职工每月领到六、七百元，平时种点菜，维持基本生活尚可，但一旦生病，则很惨。他们也不可能有多余的钱去买商业保险。多数老人如身患大病或绝症，则只能得到最低水平的治疗，病情恶化时唯一的选择是等死。由于没有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等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大多数子女没有很好的工作，目前也只是在贫困线上挣扎。同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的生活保障其实也是很脆弱的。对农垦老职工，国家其实是撂担子的，国家是有愧于他们的。遗憾的是，在农垦老职工进一步走向风蜡烛残年之际，他们及其家人仍然看不到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曙光。
　　
　　现在城市里体制内的干部职工普遍过上较好的日常生活，享受着现代化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虽然除富裕官员以外的干部职工也普遍担心一旦生病付不起医院狮子口大开而产生的昂贵的医疗费。相比之下，广大农垦职工特别是退休老工人的情形就惨痛得多。可是他们本该也是体制内的员工啊，如果亿万农民暂时无力兼顾的话。几任中央政府的领导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据说当年朱鎔基总理听说了海南农垦职工的困苦状况时，曾流下了同情的泪水，但他的任内时间不多了，只好留待未来解决。
　　
　　虽然农垦生产的干胶质次价高，但这不是工人之过啊，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和负担过重造成的，胶水加工的技术不成问题。五指山茶场生产的“金鼎”牌云雾茶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品质并不差，关键是茶叶生产和加工的过程中管理太差，品牌意识太薄弱，现在各种问题经年累月，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茶树老化需要更新，而企业根本无力进行大面积更新——它过去的几十年里拥有过的自有资金被企业的领导人滥用或挥霍一空。现在企业的退休职工每月只能拿到二、三百元，但它的原任场长们和书记们却在农垦局的统筹下拿到1000多元；在岗的茶工一年拿到约2000元，而它的现任场长和书记却在农垦局的统筹下每月拿到2000元。
　　
　　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1978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建立在前29年的物资和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现在，在中国大多数地方特别是城市居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的今天，很多新一代的闯海（海南岛）人在享受着现代化物质文明和拿着高工资的时候，各个年龄段的网友在遍布全市的宽带和ADSL线路等良好设施的条件下在网络上纵横驰骋的时候，在先富起来的人开着崭新的私家车的时候，在海南的崇山峻岭中却有大批在岗和退休的职工在贫困线上艰难度日，特别是大批退休职工年轻时辛勤劳作生产出大量的国家所需的战略资源天然橡胶和其他经济作物，老来时却老无所养。而她的在海南农垦44年的遭遇是农垦几十万职工的典型写照和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