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犹太人”，人们会想到《威尼斯商人》中高利贷商人夏洛克﹑巴勒斯坦问题中的以色列﹑基督教的鼻祖耶稣﹑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基辛格……。同时，人们还会联想到犹太人的精明﹑固守传统﹑有钱人多﹑排他﹑非常团结等等。 　

　　
　　第一次听到沙拉的名字，是被她独特的教育方式所吸引：“家里的任何东西无论是谁，都不能无偿使用，包括我这个母亲所提供的餐食和服务。在家吃一顿饭，需要支付100雅戈洛的成本费用，洗一次衣服需要支付50雅戈洛……在收取费用的同时，我给予孩子赚钱的机会，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可以自行加价出售。”
　　
　　沙拉是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以色列女人，1992年她独自带着3个孩子以新移民的身份回到了以色列。从一贫如洗到家境殷实，其间最富传奇色彩的是沙拉对每个家庭成员实行的“有偿生活机制”。
　　
　　这是一个怎样的母亲？
　　
　　听说沙拉最近作为以色列钻石公司的中方总代表，已经回到中国居住。于是，我立刻动身，去会会这位犹太母亲。
　　
　　爱打扮的时髦老太
　　
　　找到沙拉并不难，她现在是上海洋泾地区的名人，不但在医院当义工，还积极参选政协委员，热心政治。
　　
　　沙拉的热情通过电话就能感觉到。“你知道吗？沙拉阿姨很漂亮，你一定要到我家里来，我们好好聊聊。”一位57岁的母亲跟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夸奖自己漂亮，还真是少见。
　　
　　沙拉的家位于浦东张扬路边一个安静的花园小区顶楼。200多平米的复式房子里，到处可以看到以色列文化的痕迹。我去的时候快中午了，沙拉刚刚洗完澡，还没等我开口，她就把我拉到她的大衣柜前，“哗啦”一打开，红红绿绿满满一柜子的衣服。
　　
　　 “看！阿姨的衣服多不多？！”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又被她拉到另一个柜子前，“这里还有！”又是满满一柜子。她迅速地挑了一件举到我面前：“你猜这件衣服多少钱？”“400块？”“不对，10块钱，我有时也会去地摊买衣服。”“再猜这件？”她又拿出另外一件。“这是我儿子买给我的，400欧元，就是4000块钱人民币噢！”
　　
　　沙拉拖着长长的尾音，又搬出首饰箱介绍她的宝贝：宝石戒指——是儿子们第一次挣钱买给她的礼物；钻石手链、劳力士金表——也是儿子们送的生日礼物。沙拉神采奕奕，精力充沛，显得很满足。当把一切介绍完毕，她才似乎想起了我们今天的主题，突然拍着额头说：“噢，你是从《环球人物》杂志来的丫头！怎么想到要采访我的？”
　　
　　我把听说的沙拉教育儿子卖春卷的故事告诉她，没想到沙拉勃然大怒：“怎么把我说成这样！说得如此轻松？我让孩子们出去挣钱完全是生活所逼，那样的环境，你们不知道有多艰难！”
　　
　　沙拉的眼圈一下子红了，过去的点点滴滴再次浮现在眼前……
　　
　　 4个佣人伺候的童年
　　
　　 1939年，是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最厉害的时期。当时在世界各地，只有上海是唯一不用签证和官方文件就能入境的地方，它被犹太人称为“东方的诺亚方舟”。
　　
　　我的父亲伊迈斯，就是在这一年来到上海的。10年后，他娶了他的保姆——一位苏北农村女子。1950年，我出生了。
　　
　　还记得小时候在洋房里玩耍的情景。那时候家里很富裕，不但住着花园洋房，还有4个佣人伺候我。1岁时，母亲改嫁了。虽然我没有享受到母爱，但在父亲的呵护下，我还是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在我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从那时起，我开始了独立生活。
　　
　　 “文革”时最惨，我的生活一下发生了很大变化，红卫兵把我赶出了洋房，我失去了工作。无依无靠的时候，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嫁人。
　　
　　不久，我遇到了一个心仪的男人。然而，刚刚结婚，却有另一个女人找上门来，我挣扎着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短暂的婚姻给我留下了一个儿子，当我再婚后，我的第二任丈夫始终不肯接受他，我在痛苦和矛盾中煎熬了10年，决定再次离开。
　　
　　婚姻似乎总在捉弄我。我先后结了3次婚，3个丈夫分别留给我3个孩子后，都离我而去。
　　
　　 1991年，中以正式建交，第二年我决定回到以色列。留在上海，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那个时候孩子们还小，老大以华13岁，老二杰瑞11岁，小女儿才2岁。而我已经42岁了，没有什么文化，年纪又大了，怎么生活下去是最大的问题。想起以前在上海菜市场，看到老太太做春卷皮，我便去超市买几斤面粉，回家琢磨。
　　
　　大概前后糟蹋了两三斤面粉，我终于做出了第一张春卷皮，我心里的那种喜悦啊，就像中了大奖。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1谢克尔等于100雅戈洛。当时一个春卷可以卖一个谢克尔，也就是人民币两块钱，我差不多一个月能卖1000美金。
　　
　　随身带着两根橡皮绳
　　
　　到以色列的头两个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打得正凶，几乎每天都有爆炸声。我现在还习惯随身带两根橡皮绳，一根长一点，一根短一点。这在当时很有用，如果碰到炸弹，受了伤，可以用来绑住大动脉。我用这种方式自救或帮助别人。
　　
　　孩子们刚来的时候住在防空洞里，我们把从中国带来的糖果分给邻居小孩。作为交换，让他们教我的孩子希伯来语。在以色列，你会发现任何东西都是有偿的，甚至包括“助人为乐”。
　　
　　我为什么会在家里实行“有偿生活制”？其实我刚去时，是个纯粹的“中国式妈妈”。下雨天我送孩子们去上学，然后让他们换上干净的鞋子，把湿鞋拿回来用吹风机吹干，从来不让他们干家务。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样并不好。
　　
　　有一次，大儿子以华想买一辆自行车，邻居的孩子说他的一个朋友正好有一辆要卖。以华花了150块钱向邻居的孩子买了这辆车。后来有一天，以华碰到自行车原来的主人，他告诉以华，这辆车当时是100块钱卖给那个邻居的孩子的。也就是说邻居的孩子从中过了一手，赚了以华50块钱。这件事情给了以华非常大的伤害，孩子回来问我：“妈妈，我们不是朋友吗？为什么他要赚我的钱呢？”我无法回答。
　　
　　还有一次，我想买希伯来语和汉语的翻译磁带，但这种磁带只有机场才出售。机场很远，于是我买了空白磁带拜托邻居帮我复制一下，他收了我20块钱。因为经历过自行车事件，所以我特意去打听了一下，机场的原版磁带还附带一本书一共只卖15块钱。当我找到邻居询问时，他理直气壮地反问我：“我的时间不是钱吗？录音机没有损耗吗？我的劳动没有钱吗？所有东西加起来我才要了你20块钱！！”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给了他20块钱，然后恭恭敬敬地说：谢谢你，如果哪一天，我的以色列语学好了，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富豪的妈妈。
　　
　　从此以后，我在家里开始实行“有偿生活机制”。
　　
　　我买做春卷的材料，老大和老二一个负责做，一个负责卖。老大很内向，怎么都不肯卖，所以春卷几乎都是老二卖出去的。孩子们很可怜，穿的都是垃圾堆旁捡来的衣服。以色列人会把他们不要的旧衣服洗干净，熨平，喷上香水，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垃圾筒边上，买不起衣服的穷人就去捡来穿。孩子们最初几年穿的衣服都是捡来的。所以当我告诉孩子们，我将在家里实行有偿生活机制，他们非常高兴，这意味着他们将会有自己的收入。
　　
　　老大每天早上3点起来做春卷，做一个提成一毛钱。老二6点出去卖，卖一个提成两毛钱，到了8点两个孩子再背着书包去上学。老二会在上学路上顺便去给客人送春卷。如果碰到有人开PARTY，就能一下子卖出50、100个，当然也会碰到吃了不给钱的。遇到这种情况，老二就会一直跟着不给钱的客人，直到要到钱为止。为了防止作弊，老二自己在路上是不能吃春卷的，再饿也不能吃，要吃只能回家吃，这是事先就商量好的。
　　
　　儿子帮我挣了5万美金
　　
　　我的孩子们到现在都非常节约，因为他们知道金钱来之不易。一支牙膏用完了，用剪刀剪开，还可以用三天。能坐大巴绝不坐火车，能坐火车绝不坐飞机，花公司的钱、自己的钱都一样节约。
　　
　　在以色列的时候，孩子们攒了钱以后开始贴补家用，电话费、水费的帐单，都是他们悄悄替我付的。肥皂没有了，孩子们会买来新的，冰箱里的食物永远塞得满满的。只是短短两年，我的孩子似乎长大了许多，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每当生活的艰难要将我击垮时，孩子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以华15岁的时候，我一方面开始为他们联系中国学校，一方面送他们去面包房打工。按照我们的约定，他们必须自己挣够回国读书的费用，因为我不会为他们负担一分钱。
　　
　　孩子们急于回中国读书，他们觉得卖春卷和打工挣钱的速度太慢了，于是开始发掘中国的资源。他们给以前在国内的小伙伴写信，把自己的积蓄寄给他们，让他们买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商品。比如丝巾、中国结等等，寄到以色列。
　　
　　老大和老二开始轮流在菜市场卖这些商品。当时中国浙江25块钱一条的丝巾，在以色列能卖250谢克尔。孩子们下午4点放学后就去市场摆摊，送点东西给市场的管理员。管理员会给他们一块小小的地方，孩子们铺上红布摆上商品，一直卖到下午6点。收摊后再去帮菜农搬运蔬菜，这样一小时又可以挣15谢克尔。最后，菜农还会送些卖剩的菜和水果给他们，孩子们就拿回家来做晚餐，这样又省了菜钱。
　　
　　当老大在法律课上学习了移民法后，他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应该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我半信半疑地去了，结果一下领回了12000谢克尔的安家费，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产。老大说因为他提供了信息，我应该付给他酬金。我决定支付500谢克尔给他，他拿到钱后，给我和弟弟妹妹都买了很漂亮的礼物。
　　
　　我们用这笔安家费在特拉维夫开了一家中餐馆，可以同时容纳200人就餐。经营了3年，在餐馆最鼎盛时期把它卖掉了，这次的收获是5万美金。
　　
　　当孩子们回到中国读书的时候，中以之间的贸易做得更频繁了。以色列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钻石，杰瑞开始一点一点地积攒财富，到了一定时候换成一颗小小的钻石，然后拿到中国来卖。那时候在钻石圈里，几乎人人都知道杰瑞，他们叫他“小犹太”。
　　
　　孩子们在中国读完大学，正好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兄弟俩先后回到以色列。在等待服兵役的日子里，老二去中餐馆打工，一个来吃饭的军人注意到他：“这个中国男孩子这么帅！”然后问杰瑞在这里干什么？杰瑞说在等着服兵役，军人很吃惊地问他：“你凭什么当兵啊？！你会希伯来语吗？”杰瑞说:“我会!”“那你会汉语吗？”“会，我还会日语和德语。”这时候才知道，那个人就是埃胡德·巴拉克，后来的以色列总理。巴拉克记下了杰瑞的身份证号码，然后杰瑞就进了以色列的国防部当上了政府官员。
　　
　　孩子们刚到以色列的时候，我曾经跟他们说将来要给妈妈三把钥匙，老大承诺给我一把房子的钥匙，老二给我一把车钥匙，老三给我一把保险箱的钥匙，保险箱里放满珠宝。现在前两把钥匙已经变成了现实，第三把钥匙应该也已经不远了。”
　　
　　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进来，沙拉的脸上闪着幸福的光芒。
　　
　　沙拉一家的故事，让我久久回味。早就听说犹太人是用敲击金币的声音迎接孩子的出世，赚钱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互浸透，让沙拉非常可贵地把握母爱与溺爱的界限，找到了闯出苦难的路径。
　　
　　就在我打算告辞的时候，沙拉捋起袖子，一再地挽留我：“丫头，先别走，我昨天刚发了面，正好让你见识见识阿姨做春卷的本事。”筋道的面团在沙拉手里甩来甩去，却不会掉下来，仿佛她自己的命运也一直在这样充满韧劲的努力下走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