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早就明白了：旅游就是花钱买罪受。要花钱好理解，受罪一样容易理解：无休止的奔波，无规律的休息和三餐以及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
但我还是要旅行，因为我要实现自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梦想；因为那些景点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游人的到来，等待着游人的感叹。
其实我们旅行就是为了发出感叹的：要么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要么感叹先人的巧夺天工。于是五一期间，我打点好行装，约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又出发了。这次，我去了山西。
悬空寺
悬空寺算得上是恒山的一个亮点。它倚峭壁而建，看上去醒目而神秘，却并不险。但是，当你走在上面听着脚下吱吱嘎嘎地响，看着柱子摇摇摆摆地晃时，不由得你不害怕。
坦率地说：除了悬空寺，恒山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一座景色极其一般的山上稀稀落落地散布着几个新修的破庙，没有别的了！
恒山，美不如黄山，险不如
华山，但我还是要去。因为它是五岳之一，因为那里有悬空寺，因为在《笑傲江湖》中，悬空寺里曾上演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很好笑：我因为一段完全虚构的故事而对悬空寺念念不忘。可管他呢！谁都不能否认悬空寺因《笑傲江湖》而平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增加了一些人文的魅力。
景点大致可分三类：自然的，人文的和两者兼备的。一个景点也只有两种魅力：自然魅力和人文魅力。到底哪一个更吸引游人呢？我说不清。
云岗石窟
我是在那天上午游览恒山的，它让我昏昏欲睡。当司机把我拉到云岗石窟时，我还没有从睡梦中缓过来。在迷迷糊糊中，我用自己的学生证买了三张学生票，省了约六十元钱，但这也没能让我清醒一下，直到我看见了一尊佛像。
我已经记不清那是哪一窟的哪一尊佛像了，我只记得那是一尊很大的佛像，很大；我的身高是一米八零，它至少有四个我那么高。那是一尊释珈牟尼的雕像，它双手合什，低着头看着我，似笑非笑的表情中一种威严逼人而出；正是这种威严给我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让我重新找到了意识，回到了现实中来。
仰望着它，我不得不佩服古人。在这样一座高山上，没有现代化的机器，我们的祖先硬是开凿出了这么多石窟和佛像；它们有大有小，有高有矮，有坐有卧……。云岗石窟有一千五百多岁了，就是一千五百年后的今天，这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而云岗石窟的不凡，不仅仅在其工程的浩大，更在其艺术性的突出！诸多佛像无不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佛像的面容表情和形体动作都雕刻得十分细致。它们被比喻成东方的罗马石雕，具有特殊的魅力。
云岗石窟在
大同附近。在公元五世纪初，大同是北魏的都城，当时称为平城。公元五世纪末，魏迁都洛阳。在近百年间，大同一直是中国北方封建统治的中心。初期的北魏王朝非常崇信佛教，并奉之为国教。
公元 446年，魏太武帝听信司徒崔浩的建议，焚毁佛寺佛塔，强迫僧人还俗，造成了佛教史上的“太武灭法”。不久太武帝生病，疑为灭法所致，大悔，杀崔浩。文成帝继位后，首先恢复佛法。云岗石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当时一位著名和尚奉文成帝之命，役使了数以万计的劳动人民和雕刻家动工开凿的。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太武帝无疑是可悲的；他先是想“破除旧俗”，要废佛教，这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他又摆脱不了一个封建统治者的局限性，把自己生病的原因归咎于“灭法”，并杀了崔浩。
崔浩也是可悲的。在当时，他能够冲破全国上下对佛教的信仰，力主“灭法”，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杰”。但他也没能摆脱封建制度的桎梏，把破除封建迷信的希望寄托在一位迷信的皇帝身上，最终招来杀身之祸，不由得让人掩卷叹息。
其实，我更想谈的，是文成帝，因为我对他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我不知道是该谴责他还是该赞扬他。他役使数以万计的人开凿石窟，在当时这无疑是对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也许就象秦始皇建长城一样，又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悲剧；
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云岗石窟！少了它，我们的文化，尤其是中国的佛教文化，一定会逊色不少。也许Beyond唱的是对的：前世的沧桑，后世的风光。
封建统治者在大力宣扬佛教的同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也为后世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佛教文化艺术。这也是中国人的骄傲：世界上最辉煌的佛教文化艺术不在印度，不在泰国，也不在日本，而在中国。
云岗石窟中的佛像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额宽、鼻高、眼大而唇薄，这不是中国人的形象。于是我产生了一个疑问：
中国，封建时代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人口最多，国力最盛，文化最灿烂；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一个从西域传来的宗教会拥有最多的信徒？为什么中国自己的宗教都没有这个外来教有影响力？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人要信这个外来的宗教？
这肯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对它的回答会牵扯到方方面面的许多因素，简简单单的一两篇文章难以说清。我只想在这里说出自己的观点。
一个宗教的传播对于其影响力的扩大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宗教的传播只可能有两种途径：官方传播和民间传播。
从民间传播的角度来讲，佛教处于劣势；它刚传入中国时，中国的老百姓不会对它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从官方传播的角度来讲，佛教具有极大的优势，几乎历朝历代的政府都大力宣扬佛教。官方传播比民间传播更有影响力，速度更快，因为政府可以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有组织地进行宣扬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中国会比其它宗教传播得更快的原因之一。
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的封建政府都大力宣扬一个外来的宗教呢？我想原因很简单：佛教比任何一个中国的本土宗教都更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
儒家学说也好，道教也好，亦或是其它什么宗教也好，要么提倡“民为贵，君为轻”，要么宣扬“小国寡民”，要么是其它的什么理论。这些都不能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只有佛教要求其信徒要“忍耐”，要为了“来生”的幸福而在今生受苦。于是统治者选择了佛教。
唐朝李氏曾以老子的后人自居，提倡道教，但最终还是奉佛教为国教。大文人韩愈还曾因为力主废佛教而遭贬黜并由此写出了传颂千古的名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其实我们不好说那些大力宣扬佛教的统治者是愚昧的，也许他们自己根本不信佛教却作出虔诚的样子仅仅是为了麻痹人民。倒是韩愈、崔浩等人不懂为官之道，御民之术。
中国的统治者最终选择了佛教作为国教说明中国的本土宗教是爱民的而不是崇君的。也就是说：最原始，最根本的中华文化是以人为本的，这是西方在多年的蒙昧后通过文艺复兴才争取到的！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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