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秘档丨敦煌壁画 图画版的半个中国美术史

天宫伎乐（局部）

在《福田经变》图的右下角，可以找到画工的身影。

舞乐图（局部）

天宫伎乐（局部）

舞乐图(局部)

□张骞出使西域图出自莫高窟第323窟，是中国唯一一幅反映张骞出使西域的图画

□早期的飞天上身壮硕，有些虎背熊腰的姿态，整个身体呈V字形，有一种下坠感

□莫高窟画师度过匆匆忙忙一生，大多数人在这里画了一辈子也无法留下真实名字

帝王将相、使者朝会、商旅往来、生产劳动、风俗礼仪、婚丧嫁娶、耕作扶桑、洒扫宴饮、音乐舞蹈、衣冠服饰、天文地理、医药科技……在敦煌4.5万平方米的壁画上，这些浩瀚的内容层出不穷。“如果说敦煌的每一座洞窟都是一个巨大的文物库房，那每一幅壁画都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连起来就是图画版的半个中国美术史。”敦煌研究院接待部主任罗瑶从事讲解接待工作32年，一提起敦煌壁画，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一如成千上万个普通的画工，在阴暗潮湿的洞穴里度过了孤苦寂寞的一生，在敦煌，最不易察觉的就是时间的飞逝。工作人员高鹏临摹了35年敦煌壁画，田鹏讲解了19年敦煌石窟，“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好”，这种对敦煌的敬畏之心，就是敦煌人由内而外的气质。

继2016年12月31日整版报道《敦煌壁画藏着那么多我们熟悉的故事》之后，本报记者又采访了敦煌研究院专职讲解员田鹏，听他讲述敦煌壁画中那些和历史相互印证的故事。

张骞出使西域图：唯一珍贵的类型图

张骞出使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图，这幅佛教史迹画，出自莫高窟第323窟，是中国唯一一幅反映张骞出使西域的图画。张骞出使西域的文字记载很多，但是图画资料只有这一幅。

这幅图画以山岭为间隔，共有3个场景，右上为汉武帝在甘泉宫礼拜金佛，下部是汉武帝送别张骞，左上角则画了张骞手持旌节远赴大夏。这幅画讲述了汉武帝派霍去病攻打匈奴人大获全胜，缴获了匈奴的两尊“祭天金人”，并且将之运回长安，还专门建了座宫殿来供奉这两个“祭天金人”，这座宫殿就是甘泉宫。但汉武帝一直不清楚这两座金人神像的渊源及名字，于是派张骞出使西域。

在张骞辞行的画面中，张骞跪在当中，两旁的侍童手持像棒子一样的东西，叫做“节”，是一国使者出使标志，就像苏武牧羊的故事中，他客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这个“节”就是使者所持的符节。

张骞出使西域是官方的行为，为什么画里有两个僧人的形象呢？其实这里暗示，匈奴人的那两座“祭天金人”就是佛像，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就是去问佛的名号。

当然，这个故事与真实的历史事实有所出入。历史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38年，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19年，目的是为了联合西域的大月氏部族来夹击匈奴人，这是一种军事战略，并不是去问神佛的名号。画中的故事由佛教徒牵强附会而来，目的是抬高佛教的地位。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推前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前后，这里将其往前推了100多年；第二，对待佛教的态度不一样了。佛教本身是由无数传教高僧沿丝绸之路自西向东逐步传入中国，而在这个故事中却是中国的帝王派重臣出使西域，将佛教主动引进中国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意义特别重大，他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回来之后，张骞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赞誉他视野开阔，能看见很远的地方。

早期飞天虎背熊腰

后期飞天瘦身轻盈

我们一提到飞天，往往就会想到唐代神形潇洒、衣袂飘飘的飞天形象。受西域风格的影响，裸体飞天形象出现在莫高窟早期的壁画之中。

飞天形象也有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早期的飞天就像一个刚学会飞翔的小鸟一样，尽管它有翅膀，但还没有掌握飞行的要领，在半空中摇摇晃晃。这时的飞天上身壮硕，有些虎背熊腰的姿态，整个身体呈V字形，总有一种下坠感。但是到了隋唐时期，飞天就像一只成年的鸟，掌握了飞行的基本技巧。为了在天空中潇洒从容地翱翔，飞天也开始“瘦身”，一改健硕的体态，变得有些轻盈。

敦煌莫高窟的标签之一，便是“飞天”。

飞天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它是佛祖的“驰名商标”，有人说它是飞来飞去的信使，还有人说它是折翼的天使。飞天是出自佛教天龙八部中的两大部众，负责天庭的音乐舞蹈，其中一个为天歌神乾达婆，负责唱歌，她以香气为食故而自带香气，而歌舞神紧那罗则负责演奏乐器。两位天神合为一体成了后来的飞天，亦叫散花飞天和伎乐飞天。

与现在一言不合就闹“单飞”的偶像组合有所不同，“乐队”里的这两名成员关系融洽，形影不离，他们为佛陀、菩萨及众神奏乐歌舞，使得佛国世界中满是欢乐祥和的气氛。每当佛陀讲经说法的时候，首先出场的就是这些歌舞部众。他们通过唱歌、跳舞、散花和奏乐，使得讲经的氛围更圣洁虔诚。

这幅《宝池莲花平棋图》壁画的隔壁，住着初唐时期的壁画《莲花飞天藻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这幅藻井的中心有一朵盛开的莲花，周围有四身飞天持花飞旋。如果观众的头随着壁画旋转一周，就能感觉到这些飞天似乎乘坐流动的云彩环绕飞旋，动感十足。这种色彩对比强烈的盛唐风格，追求明亮鲜艳的审美效果，与唐人开放包容的心态关系密切。

另外说下平棋图案。这是莫高窟早期中心柱窟常用于装饰窟顶的图形。这幅壁画出自莫高窟第257号洞窟顶部，绘于北魏时期。画中藻井的原型，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室内顶棚的独特装饰部分，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有方形、多边形或圆形凹面，周围装饰有各种花纹、雕刻和彩绘。

古人有“交木为井，绘以藻纹”的说法，意思是用4根木头两两交替搭起水井，上面绘制了水藻的纹饰。这是中国传统的五行相克的原理。木结构建筑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火，而藻乃水中之物，有防火、护佑建筑安全的寓意。但是木材在莫高窟石窟中的实用价值不大，所以工匠们抛弃了木材，直接在泥巴平面上用颜料绘制出藻井。

最大古代地形图《五台山全图》：梁思成林徽因苦苦寻得

《五台山全图》。

站在成博4楼的敦煌壁画展区，一幅《五台山全图》铺满了整个墙壁，它面积高达48平方米。壁画采用鸟瞰式的透视法，描绘了巍峨敦厚的五台山及其周围800里范围内的山川河流、寺庵兰若、城池房宇等建筑，就像用无人机航拍出来的照片。

这幅五代时期绘制于莫高窟第61窟的壁画，不仅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幅古代地形图，哪怕放之于世界石窟壁画史上，也实属罕见。

许多著名的寺庙和城市，都在壁画的榜题中都被一一标记了出来，比如“河北道镇州”，是现在的河北省正定县，还有“大法华之寺”早已消失殆尽。值得一提的是，壁画中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大佛光之寺”，至今保存得非常完整，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唐代建筑实物。

提起这座寺庙，我们会联想到近代一位非常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偶然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实地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中，一眼发现了唐代壁画“五台山图”，而图中的“大佛光之寺”庙宇引起了他的注意。

有了这幅“寻宝图”的指引，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行于1937年前往五台山，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这个唐代木结构建筑，而且发现其主殿——大雄宝殿保存得非常完整。这个发现令夫妻二人惊喜万分，他们在大佛光寺住了很长时间，对大雄宝殿进行了十分详尽的研究。

壁画中的大佛光寺跟建筑实物之间存在差异，即使“按图索骥”也不一定能找到。1999年，田鹏曾去五台山考察，问了许多当地人都不知道这座寺庙的存在，最后还是在一个旅行社的老司机带领下，沿着偏僻的山路一直走，再绕过一座小山门，才找到大佛光寺。一直走上高台，才发现主殿在高台之上，非常雄伟，具有明显的唐代建筑风格。

有人做出统计，在这幅莫高窟最大的壁画上，描绘了寺庵兰若及城池房宇等建筑199处、桥梁13座、佛菩萨画像20身、僧俗人物428位、乘骑驼马48匹、运驼13峰，再现了1500年前五代时期五台山佛国圣境的宗教氛围和世俗风情画卷，比如皇帝派出一队人马向文殊殿进贡，榜题上书“送贡天使”；又如一个名叫“太原新店”的店家在官道旁边开了个小店，想必这个有眼光的店家生意一定不错。难怪梁思成独具慧眼，第一眼看到就认为是研究古代建筑史的珍贵资料。

当时的画师或许并没有去过五台山，为何能绘制出如此精雕细琢的地形图？讲解员田鹏推测，唐时，五台山是全国佛教的“首府”，作为佛教圣物的《五台山图》应运而生。西域的于阗国多次派使者向唐皇求取《五台山图》，而于阗国国王与当时敦煌一带的统治者曹氏家族关系密切，甚至互通婚姻。莫高窟画师在绘制壁画时是否借鉴于阗国的《五台山图》，也未可知。

莫高窟画师一生默默奉献 多是西域本土民间画师

《微妙比丘尼品之一、二》与《福田经变》图并列而挂，都出自北周时期的莫高窟第296号洞窟，壁画前半部分是一幅连环画，讲述了比丘尼微妙“前生”有罪，今世受到报应，备受苦难折磨，最后出家为尼的故事。在此之后，以两朵四瓣花作为间隔，绘制了福田经变的内容。

而福田经变则讲述了“种丝发之德，可获无量之福”，也可以理解为通过公益事业来修习佛法，比如种植果园、荫庇旅客、乐善施药、治病救人、铺设道路、建造桥梁、凿井饮畜等等，无论是让路人进入果园休息，还是为牲畜看病换药，都是在修功德。佛教中有七种公益，但这里的“七”是一个泛称，号召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完成公益修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幅《福田经变》图中，我们可以找到画工的身影。众所周知，敦煌莫高窟有4.5万平方米的壁画，可是留下姓名的画工只有寥寥十几位。古代画工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他们的姓名和形象都不能留在墙壁上。而在这幅画中，有个人侧身立于墙壁旁，他一手端着盘子，另一只手里拿着毛笔，应该就是在绘制壁画。这个形象就是以画工为原型，在莫高窟中非常罕见。

这次送来成都展览的敦煌文物之中，一次仅能容纳6个人同时参观的莫高窟第3窟复原窟，窟内的壁画上同样复原了一行模糊的小字“甘州史小玉敬造”。莫高窟第3窟因千手千眼观音壁画而举世闻名，大家耳熟能详的舞蹈《千手观音》，灵感就来自于这幅壁画。鲜为人知的是，珍贵的壁画上依稀可见一行涂鸦“甘州史小玉敬造”。有研究者认为，史小玉可能就是画工。

没有生平年月，没有更多的文字记载，史小玉的形象显得单薄苍白。没有人知道他来自何方，也无人知晓他的薪水几多，一切都被淹没在历史尘埃中。

创作这些艺术珍品的画师究竟是谁？许多研究认为，敦煌的画师大多是西域本土的民间画师，此外还有政府的高级官吏获罪流放敦煌时携带的私人画师，以及一些供养洞窟者高薪从中原地区聘请的绘画达人。

“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是官家婢”。《敦煌遗书》中留存的这首诗，刻画了画工及工匠们匆匆走过的一生。

一幅壁画，一行小字，一首小诗，我们只能从这些只言片语中猜测，画工在阴暗潮湿、空间逼仄的洞窟里绘画不止，度过匆匆忙忙的一生。据说大多数人在这里画了一辈子，也无法留下真实的名字，临终时只得将自己作品的大样画在纸上，随一抷黄土就地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