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根本不怕美国人，我们害怕的是中国人

中华生意人--那日本人说："我们根本不怕美国人。我们害怕的是中国人。"

　　近年来回国探亲访友，总是花很多时间与做生意发了财的老同学老朋友在一起混混。说心里话，很羡慕他们的成功。挣钱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充实的经历：有自己的一摊事业、指挥着一些人团团转、把巨额款项从这里挪到那里、今天会见这个要员明天拜访那个名流……每天都在生意场上打仗，就像个指挥战斗的将军。看着他们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我就在思考。


　　中国有许多国宝，不算珠宝玉器，往大了数，人们会说是书法、中医和武功之类的。还有一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那就是中国人经商的能力。这种特殊的精明劲儿在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具备，一个是犹太人，再一个就是华人。中国的国门曾经被关闭得太久了，中国的自由市场曾经被关闭得太久了……现在突然开放了，中国大陆的经济马上就搞活了，许多人发了财，有钱成了光荣的象征。可是，人们却忘记了历史上曾发生过的这样一件事实：中国的商人比知识分子被压迫得更深、更长久。


　　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官名是"布衣"，也就是说，按官府的规定，商人再有钱也不能披缎戴锦，最好的服饰也不过是纯棉的青布褂再外套个羊皮坎肩儿。丝绸锦缎之类的面料是有身份的人才能穿的，如文武官僚、地主富农、秀才举人等。另外还规定，商人进城后不可骑马，有马的富商也只能牵马而行。在城里可以骑马坐轿的人都必须有"官本位"的身份。一些没有身份的商人自以为有钱可买锦缎来享受，在家里偷偷穿着觉得很是可以，一时高兴就披缎戴锦骑上骏马走入街头，结果让邻居告发官府，那个商人就被官府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抓进监狱，出狱时还被罚了巨款，成穷人了。在古代，凡是做生意发了财的人家都要弄个身份，或是买土地成地主，或是贿赂官府要员买个记帐的文职。没有弄到身份的商户也不愿让自己的后代从商。如果孩子手脚灵活，就花钱请个武术教头来教孩子练功，将来孩子长大可从军立功嘉奖；如果孩子脑袋灵活，就花钱请个文化先生来教孩子读书，将来孩子长大可中举人考进士；如果孩子是手脚不灵脑袋也不灵的，就等他们长大后与破落的官府家联姻。所以在中国的文字中有"将门虎子"这么一说，有"读书世家"这么一说，有"地主出身"这么一说，就是没有"几代精商"这么一说。


　　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七十年代初期），我有个朋友因打架动刀被关进公安局的拘留所。一个月后出来时对我说，局子里被关的有不同的人，最臊的是爬女厕所的流氓犯，再不济的是小偷和倒爷（就是自由小商贩），档次最高的是那种因为打架才进"宫"的。那时做小买卖是违法的，和小偷流氓们一样论处。商业大都属于"官商"，即国营企业。也有地方小商店，那也是属于"公×制"，即集体企业。私人自己做小买卖是违法的，轻者是"倒买倒卖"罪，重者是"投机倒把"罪。如果被抓住了，不但没收财产，还要被关进监狱。在那个时代，有能力做生意的人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凡做生意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打击。


　　记得我在农村插队落户时（七十年代中期）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过新年时，许多插队知青回城里的家过年，临行前从老乡家买些土特产带回城去。我回家时什么也没买，因为我没有像别人那样脑子里长块顾家的肉。那天我们生产队里的十几个知青约好一起去人民公社的火车站。临到火车站时，见邻村的几个女知青坐在铁轨上哭，我问她们为什么哭，她们说她们从老乡家按七毛钱一斤买的鸡蛋被公社的干部强行按两毛钱一斤收购了，赔了钱不算，家里等着过年的山货都没了。在那个时候，鸡蛋是国家计划物资，只能卖给政府，不能私下贩卖。她们还告诉我们说，公社的干部们就在前面等着，见回家的知青就要开包检查！我听了这件话后，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往头皮上冲，如果当时头上有个帽子，那就是怒发冲冠，我真想把那些欺压知青的公社干部们狠狠地整治一顿！和我同行的一些女知青们都说她们要回村去了，不能让公社干部们知道她们私下从老乡那里收购山货，以防将来公社干部们在她们回城分配工作时给她们使坏。我对她们说："给我腾出个大提包来，把鸡蛋都放进去，我把它们提上火车。"大家照办了。我提着装满鸡蛋的大包顺铁道走进火车站，几个膀大腰圆的男知青跟在我后面。到火车站跟前，见三个公社干部（一男两女）站在门口，一个女的拿个秤，另一个女的提个钱袋，那个男子正一只脚踩着收购鸡蛋的木筐抽烟呢。我想好了，如果他们问我提包里是什么，我就说是鸡蛋！如果他们说要收购我的鸡蛋，我就说谁敢动一下我的包我就砸烂谁的狗头！我拉着脸，瞪起双眼，竟直朝那男公社干部走去。谁想到那孙子假装没看见我走过来，当我们从他们中间穿过时，一个女干部想要说什么，另一个女干部忙拦住了她。原来这几个公社干部也是欺软怕硬。远处那些女知青们见我们安全进站了，就高高兴兴地跟了过来。上火车后，她们把鸡蛋给分了，在我的建议下还分给那几个被公社干部抢劫的女知青些鸡蛋，她们非常感谢，还约我回城后到她们家去玩。那个时候的人都单纯，我那时只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没有转过搞对象的那根筋来，把那个好机会给错过了。


　　我上大学时（七十年代末期），听我的一位曾在人民公社当过黨委书记的同学说：中国的农村里，那真是"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會主義的步！"一放松管理，就会有些农民不好好种田，跑到镇上去贩卖农货。公社每年都要抓一批，就这么抓，还是消灭不了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贩卖活动。我这同学那时真是政府的好干部，一心为革命。我很尊敬他，经常在大家闲聊时对他重复他的名言。比如说，我们一起去操场跑步时，我就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否则就迈不开社會主義的步呀。"现在想想，那种抓不净、关不绝的贩卖精神是生长在中国生意人的骨子里的，是世代遗传下来的，是搞活经济的国宝。


　　记得当我刚到美国留学时（八十年代中期），有位泰国来的女同学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中国。她马上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说："你一定很有钱啦？"我回答说："正相反，我很穷，大概是这个学校里最穷的学生了。"她笑着说："不对吧？穷人一般都不对别人说自己穷。而你好像在说自己穷时不但没有不好意思，反而很坦然。"我接着说："我是个诚实的人，我在讲事实时从来都是很坦然的。"然后她又说："那我就不明白了，在泰国，华人都是有钱人，所有的银行都是华人开的，大部分商店也都是华人开的，房地产业也由华人控制着。"我解释说："在中国大陆，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大陆现在很穷，我在那里算富有的，因为我不愁吃不愁穿。"她说，她只知道中国很大，但不知道中国很穷。


　　后来我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来的学生那里听到了同样的议论，才知道华人在东南亚是有钱人。在那些国家里，华人虽不多，但控制着那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东南亚各国，华人就是这么厉害，就是这么会做生意。有人这样说，在东南亚本地人眼里华人的形象，同欧洲人眼里的犹太人一样，以精打细算、吃苦耐劳、善做交易而闻名。当然，华人在那里作为富有的少数民族遭到了当地穷人强烈的嫉妒。在印度尼西亚，差不多每隔十几年就会有一次反華浪潮，找个理由把华人的财产洗劫一次。但十年后，财富又都落到华人手中！本地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总是有这样的结果。


　　记得当我刚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找到工作时，有位美国同事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美国刚在二战中打败日本后不几年，也就是五十年代初期，许多美国商人到日本去做生意。我这位同事的父亲也去日本做生意，而且很成功，卖了许多美制品，赚了许多日本钱。一次他父亲携夫人到日本，日本方面的合伙人及夫人请他们夫妇去一家日本高级餐馆吃生鱼片，四人在一个单间里就餐，两个男人一边吃喝一边大谈生意经；日本夫人也不插嘴，紧忙着给客人和自己的夫君添酒加菜；可美国妇女与日本妇女不同，不甘寂寞，想当主角，但又在男人的生意话题里插不上嘴，就只好没话找话地问那日本妇女：现在这么多美国大老板来日本抢生意，日本人是不是有些害怕美国人？那日本妇女文静地笑了笑说："不，不，不。我们根本不怕美国人。我们害怕的是中国人。"


　　为什么日本上流社会的人怕中国人呢？在日本，广大平民都看不起中国人，因为中国很穷。但是日本上流社会的人明白：他们民族中最优秀的东西都是早年从中国这里学去的。尽管日本人在二战期间以军事上的优势侵占了大片的中国领土，可日本的买卖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日本商人根本就不是中国商人的对手。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为迅速发展国民经济，许多国家都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苏式的×央政府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使之适合于国际经济交流和国际贸易的要求。但在这些国家中，真正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不但没有起飞，反而垮了下去。在这些国家中，中国表现得非常出色，其经济发展之快使许多发达国家感到不安。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与中国领导人"摸着石头过河"方针有直接关系。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稳住改革阵角、走一步看一步、然后再走一步的稳步前进的方针确实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但人们却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学自会"或"一学就会"的有经商头脑的人才。这并不是世界上所有民族都具有的特点。许多国家不乏科学家、不缺足球名星、不少宗教领袖，但就是没有许多会算账的人才，就是没有许多能看准市场的人才。在这样的国家里，即使其改革政策再好，经济还是死水一潭。


　　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力有三要素，即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现代经济学把生产力三要素的概念推广为四要素了，把企业家算为生产力中的第四个要素。这种新概念不无道理。在古代，由于生产带有自给自足的性质，生产与消费有着简单而又直接的关系，小规模的专业化生产也主要是为满足附近地区的市场需求。因此"生产什么产品"、"该产品产量为多少"等问题对生产者来说有显而易见的答案。而在现代社会中，生产是大规模的、标准化的、专业化的，其产品供给对象是在更大的区域里，产品市场也有更广泛的意义了，与此同时生产者（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到达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什么产品"和"该产品产量为多少"的问题就变得复杂化了。随着教育和出版业的发展，许多产品的生产技术成为公众共有的常识，这些产品的出产相对来讲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如果某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该产品就是废品。这个问题不是每一个普通劳动者所能解决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被称为生意人，能够把生产和销售都管理好的人被称为企业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在生产和销售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就是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这种特殊地位，现代经济学家们把企业家列为生产力的第四个要素。


　　在发达国家里，会做买卖的人和会经营管理的人被视为高级人才，与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体育名星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因为这些商人和企业家们的生意活动不仅为自己赚钱，更重要的是将经济搞活。与他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来比，他们自己的经济收入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众认识到这一点，所以鼓励这些高级人才去发挥他们的能量，并保护他们的利益。当这些人才的利益被保护好了，这些人的才能就会被充分发挥出来，更多的适合于社会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就被创造出来，市场就更加活跃，广大劳工就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被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才会有增加，经济才会越来越繁荣，国家才能强大起来。


　　美国人普遍认为，二十世纪初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对美国的贡献大于该世纪中任何一届总统的贡献；银行大师Ｊ．Ｐ．摩根对美国的贡献大于该世纪中任何一届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贡献。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并不比政治家的低，而政治家必须有企业家的支持。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再漂亮的上层建筑也不会稳定。


　　许多发展中国家更重视外国的投资和培养本国的科学技术人才，而忽视了企业家的作用。人们往往把"企业家"与"资本家"或"奸商"看成同义词。"资本家"和"奸商"属于"剥削階級"，在历史上有着很坏的名声。而企业家则完全不同。若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人来说的话，政府是大脑，军队是皮肤，科技人员是骨干，民众是肉体，企业家则是经济命脉中流动的生命之血。当一个国家受到外来的侵入时，最先受伤害的是皮肤，然后就是流出的鲜血。幸运的是，中华民族的造血功能很强，使其在被重创之后能迅速恢复，并重新强大起来！现在是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这块国宝的时候了，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利益应该首先得到保护。